二是這個考試本身會帶來很強的“負外部性”，最嚴重的后果就是降低了學生作弊的心理門檻。這是因為雖然考試成績攸關學生的利益，但為此而死記硬背的東西卻沒什么用，學生自然就會覺得通過作弊來降低自己付出的機會成本是合理的。“大學生對考試舞弊集體認同”，“考試舞弊出現了高科技化，產業化的勢頭”，諸如此類的新聞標題頻頻見諸各傳媒的醒目位置就是證明。

　　順理成章的是，這種狀況使大學生們陷入了集體“囚徒困境”：誰不舞弊誰就可能會吃大虧。所以即便是那些原本不愿舞弊的學生也被裹脅進舞弊的大潮中來了，近年來大學生誠信品質的大幅滑坡，四六級考試的巨大激勵作用，“功”不可沒。

　　去年教育部的發言人曾做過這樣的辯解：教育部已申明，英語四六級考試可以不與學位掛鉤，也不鼓勵用人單位在招聘時以四六級成績做標準。言外之意就是教育部也不應為四六級考試所帶來的種種問題承擔責任。但在我看來，這種辯解就像是一個賣假貨的商販指責消費者為什么沒有辨別假貨的能力一樣，屬于典型的得了便宜又賣乖的風涼話。因為大學之間相互競爭的因素，因為用人單位在大學生嚴重過剩的情況下，招聘時為了節約交易成本的考慮，所以只要存在四六級考試，那么它的弊病就會如影隨形地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消除四六級考試弊病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取消四六級考試。

　　既然四六級考試幾乎是百害而無一利，教育部為什么還要硬著頭皮頂著呢？答案只有一個：四六級考試已經成了一個利潤巨大的產業。僅在2003年至2004年，教育部所屬的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委員會，向各地主考單位歸集的英語四六級考試費就達1.4億元之多！如此豐厚的利潤，教育部實在難以割舍。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教育部究竟是一個政府部門，還是一個壟斷企業？如果是前者，那么它所有的政策都應該以最有利于提高全國學生的素質為依歸，如果是后者，那它就應該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從教育部寧愿“摧殘青年”也不愿取消四六級考試這件事來看，教育部恐怕只能算是一個企業。

　　建議教育部改名為“中國教育考試總公司”，以便今后能夠名正言順，痛快淋漓地撈錢，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