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英語教學改革進入2009年后，大學英語四、六級網考成為大學英語教師和學生的議論中心。網考即internet-based test(iBT)，是在CBT(computer-based test)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考試形式。而大學英語四、六網考則跳過了CBT階段。在教育部直接部署下，繼2007年年底在復旦大學等四所高校試點后，又進行兩次較大規模的試考：2008年12月在53所高校5000名考生中和2009年6月在68所院校6000名考生中進行。隨著試點的不斷擴大，軟件系統的完善，經驗的逐漸積累，在全國正式實施的日子越來越近。鑒于網考已成為日益迫近的現實，人們自然要關心諸如如何看待四、六級網考?為什么要實施四、六級網考，其目的是什么?四、六級網考的優點和可能帶來的反撥作用是什么?四、六級網考的現實意義和深遠意義是什么?

　　四、六級網考戰略意義

　　教學考試理應是為教學服務的，是幫助貫徹教學大綱的，但一個大規模的標準化考試，尤其是和教學密切相關的大規模的標準化考試，其作用往往可以顛倒過來。讓我們來回顧四、六級考試的歷史過程。四、六級考試是在1987年實行的，當時大學里的公共英語分文理科和理工科教學大綱，他們不僅有自己各自不同詞匯表，而且還采用各自不同的英語教材。各學校根據這兩個大綱的不同教學要求開展有自己特點的大學英語教學。但出現了大學英語四級考試后，情況就不一樣了。由于四級統考是面向全體學生的，而兩份大綱教學要求有所不同，一個偏向專業英語，一個純粹是基礎英語;一個有“譯”的能力要求，一個沒有。顯然，兩個不同的教學大綱阻礙了四、六級統考的發展。因此“在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統考需要的強大壓力下”，“要求制定一份全國統一的大學英語教學大綱呼聲就越來越強烈”(繆君強，1996)。結果在四、六級統考的沖擊下，這兩份大綱只能解體，代之的是適合四、六級統考的新統一大綱。大規模標準化教學水平考試不僅可以改變教學大綱，讓大綱為考試服務，還可以改變教材和教學方式。近些年來出版的大學英語教材不僅基本上都以四、六級考試的考綱詞(大學英語課程要求詞匯表)為課文選材和編寫的基礎，而且添加了許多類似四、六級考試題型的練習，有的教材甚至直接在教材后面附加模擬題，以最大程度吸引教師和學生等用戶單位。至于這些年來發生在大學英語界的大面積應試教學這都是我們親眼目睹的。

　　四、六級紙考改造為網考同樣可以對教學改革發生深刻的影響。但這一次是有意識地利用考試的指揮棒的作用，來實現教育部本輪大學英語教學改革的戰略意圖。這次改革有兩個目的：1)“把原教學大綱中的‘以讀寫為主’改為‘以聽說為主’，全面提高英語實用能力”;2)“采用信息技術，把以課堂教學模式為主改為基于計算機和課堂的教學模式”(張堯學2008b‘2008a)。但是改革的進程和力度在各地區是不平衡的，正如張堯學(2008a)所注意到的“由于認識上的差異和其他各種因素的影響”，“有一部分大學英語教師對于國家推動的英語教改，總是持懷疑態度”，行動緩慢。如果說，改革是指導性而非指令性的，各學校各地區可以根據自己教學條件，教學資源，學生水平和社會需求在具體貫徹中有不同的做法和推進速度。但四、六級網考的實現就迫使全國必須統一步伐。教育部清楚地意識到“大學英語教改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四、六級考試改革”，因此必須充分發揮四、六級考試的“大學英語教學指揮棒”的作用(張堯學 2008a)。

　　大學生是四、六級考試的主體。四、六級考試涉及的不是一門普通的大學英語課程的評估，而是關系到他們的就業，很多地方還關系到他們的能否順利畢業，拿到學位證書。因此當要實行網考，并計劃用網考替代紙考，他們必定要迫使教師改變教學的重點。不管教師認識上有何不同(如不少教師認為培養讀的能力是主要的)，或學校條件有所限制，必須在他們教學內容中突出聽的訓練，以應付網考中的聽力比例的大幅度提高。同時，學生為應對網絡考試的要求也必然迫使學校在教學軟件上，尤其是教學硬件上有更大的投資，建造適合于網絡聽說的多媒體學習中心，全面推行基于網絡的英語教學。因此，“用考試的指揮棒推動改革”，推動以聽力為主的基于計算機和網絡的英語教學模式改革(張堯學，2009)是一把雙刃刀。

　　四、六級網考的影響

　　一個大規模的標準化考試對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甚至整個教育系統會產生很大的影響(Wall and Alderson 1993)。如設計或使用不當，其負面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多少年來，困擾四、六考試健康發展的最大障礙就是定位問題。四、六級考試是一種大規模標準化的常摸參照性考試，因此本質上是一種水平考試(束定芳1996，劉潤清1999)。但另一方面由于這個考試是教育部主管的(甚至考試的內容、形式乃至權重是由教育部定的)，考試的主體對象是大學生，同時也參照了《課程要求》的標準，這樣又有了教學的性質。但正是這種考試的雙重特性使其對教學沖擊力更大。教學考試(achievement test)和水平考試(proficiency test)最大的區別是前者是強制性的，學生必須參加;后者是非強制性。由于四、六級考試是教學性的，其考試通過率往往作為學校各種教學評估、辦學質量以及教學成果的依據，其結果必然使大學英語教學成為一種應試教學。原來的紙考還盡量體現《要求》的各項能力要求，考慮大學英語教學內容，同時對考生有一定資格審查，如要求學完兩年大學英語才能考，每年只有兩次。但一旦成為網考，教學的成分就更少了，或完全成為一種水平考試了，正如岑建君(1999)指出的“四、六級考試一旦計算機化，這類考試應屬于水平考試”。其一，這種考試通過網上報名、繳費和預約考試(金艷2008a)，考生可以多次重復參加，既不需要門檻，也不限制次數。其二，這種考試較少考慮課堂教學內容和《要求》中規定的綜合能力，較多關心是否適合網考。因此主觀題必然削減，多項選擇題勢必增加。如果是水平考試，這種情況最多影響效度，對教學沒有多大影響。但如以教學考試來推行，則對目前的大學英語課堂教學以極大的沖擊：翻譯少做了，句子聽寫少練了(在現在的網考中這兩個任務都沒有了)。更令人擔心的是，一方面四、六級網考的水平考試性質越來越明顯，另一方面政府越來越多地使用其指揮棒作用達到其戰略目的，這種市場化手段和行政指令方式的一體化模式將帶來一系列難以調和的矛盾。

　　四、六級網考內容設計的指導思想是“聽力是‘綱’，說、讀、寫、譯是‘目’。以考核學生聽懂為主。通過聽懂，再考核學生其他幾方面的能力，做到綱舉目張”。張堯學(2008a)是這樣闡述這個指導思想的：“英語的聽說讀寫譯五種能力中，聽力是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核心和關鍵;如果不解決聽力問題，我們的學生將很難掌握英語和使用英語。所以，英語聽力是‘綱’，其他都是‘目’，只有抓住了聽力，才能綱舉目張”。聽和說、讀、寫、譯的關系是否是綱和目的關系，聽力是否是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核心和關鍵?這需要有大量的實證研究去證實或證偽，因此我們暫且不去討論。但問題是如在沒有得到充分論證之前，就把它成為網考的指導思想，很可能要影響四、六級考試的健康發展和大學英語教學的健康發展。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四、六級考試不是一般的考試，作為教學水平考試，其教學指揮棒作用是巨大的。“考試以聽說試題為主”，對教師課堂教學的組織，學生課后自學的安排，包括教材的編寫會產生什么作用，對學生英語綜合能力的發展會產生什么作用等，都需要進行實證研究。從四、六級考委對最近幾年考生的成績分析，發現學生連最常用的詞都拼不出，中譯英表現糟糕，寫作成績下降等等，這是否和學生最近幾年對讀寫譯的訓練忽視有關?

　　教育部一直強調“把新的大綱改為《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是為了避免“原大綱剛性過強、分類指導不足等問題”，這樣“各校把《要求》作為參考，不是剛性地執行，而是給學校自主權、增加了大學的自主性和可選擇性”(張堯學 2008a)，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四、六級網考的實行卻是使“大學的自主性和可選擇性”打了折扣。調查表明，有些地區沒有全面推開基于計算機和網絡的教學有的是認識上問題，但更多的是由于經濟等客觀條件，畢竟基于計算機和網絡的教學必須以硬件為支撐的。像北京交通大學那樣能投資建成這樣先進的多媒體教學和學習中心的，像湖南農業大學一年就投入1000萬元搞計算機和網絡教學模式的只是少數。根據我們調查，現在能夠達到網考硬件條件(由責四、六級網考系統的希普公司負提供)的只有22. 64%， 經過努力能達到的有50.09%，而最近幾年也不能達到的有26.92%。但四、六級網考不管你條件如何。學生要參加網考，學校在教學評估中要有像樣的通過率就逼迫學校投資。真可謂，有條件的要上，沒有條件的也要上。

　　同樣，各地區的市場需求不同，各學校辦學定位不同，學生所學的專業更是千差萬別，這就決定了他們對英語幾種技能的教學要求的不同。原來的四、六級考試中的聽、讀、寫、譯比例相對平衡，盡管有同樣的問題，但不突出。但網考對聽的傾斜和對翻譯的取消，逼迫所有大學的大學英語教學必須突出聽，不管學生今后工作崗位需要還是不需要，都要加強聽的訓練。這種一刀切的做法不能不導致教學資源的浪費。

　　四、六級網考是一種基于聽力的考試。由于聽力采用的材料是來自西方的廣播電視節目中的新聞報道，時效性和政治性很強，這就存在一個思想意識傳播的問題。盡管考試中選擇的新聞報道有嚴格的篩選，但學生備考的練習材料就不一樣了。也就是說，為應付新聞聽力，我國所有大學生都將大量地，不加選擇地收聽帶有強烈西方文化和思想意色彩，甚至帶有一定政治偏見的VOA， BBC，CNN等新聞報道作為練習。傳統的四、六級考試不存在這個問題：考試聽力材料是從一般書面材料中選擇后人工錄音合成的，而非直接和真實的新聞報道，因此不會引導學生用聽新聞來應付考試，有，也是少數。而現在聽西方新聞的將是全體考生，一年1600萬，而且是強制性的，這樣情況就發生了質的變化。隨著電視接受衛星在各個大學紛紛落戶，或以西方新聞報道為主要內容的教學軟件在校園的大量出現，西方文化、思想、政治意識將沒有任何屏障長驅而入。這么多的大學生，只要有一小部分人思想不夠成熟，看問題不夠全面，就可能帶來一些問題。

　　世界上有許多標準化考試，卻很少直接運用新聞報道來作聽力材料的。如類似我們四、六級考試的日本STEP，聽力材料非常豐富，也非常真實，但都是講座類或生活情景類的。即使是美國的托福考試，也不用這種含有明顯文化傾向和思想意識偏見的聽力形式。他們的選材的指導思想是無政治、宗教和思想意識等背景的，這樣能夠為各國考生接受，其原因就是如此。

　　結 語

　　四、六級考試從傳統的紙考到網考是一個進步，是我國大規模標準化水平考試必由之路。但是，第一，考試形式的變化需要整個體制的配套，換言之，它的運行環境是市場經濟，而不是計劃經濟，它的操作平臺是水平考試而不是教學考試。如果離開這個運行環境和操作平臺，還是強化教學功能，強化教學指揮棒的作用，其負面作用是可以想象的。第二，考試內容應有科學的測試理論來指導。在語言測試方面，尤其是英語語言測試方面英美國家有較為先進的理論和豐富的實踐，他們開展計算機考試和網考的時間也比我們長得多。同是檢測和衡量考生(包括英語是外語國家的考生)的英語綜合能力的考試，四、六級考試應學習美國的托福考試和英國的雅思考試，借鑒一些他們的經驗。它們無論對聽說讀寫的權重分配還是對材料形式的選擇都比較科學。第三，網考涉及到每年1600萬考生，這樣大規模的網考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鑒于我國各地的教學條件，教學資源不同，以及考試本身系統的完善，題庫的建立和數據的積累等因素，應當從點到面，逐漸推開，讓網考和紙筆考并存一段時間，千萬不能用行政文件規定什么時候用網考替代紙筆考。四、六級網考已經啟動，我們衷心希望她一路走好，真正成為能與國際英語考試匹配的我國民族品牌。(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此文原載在《外語電化教學》2009年第5期。征得作者同意，轉載時有改動，因版面編幅有限，參考文獻未能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