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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回首昨天，紅與白的記憶還未消散。當思想穿越時空，走進20世紀70、80年代那些動蕩與浪漫時，關于兩個十年的輪廓逐漸清晰，我們從中找到力量，一邊享受一邊淚流……

　　70年代：他們和國家一起覺醒

　　走過文革漫長的十年，看過戰天斗地的硝煙彌漫，見證一代知識青年從躊躇滿志到深刻覺醒的過程。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復之時，開始另一種全新的人生，上大學、考研究生，將扎根邊疆這個曾經的宿命，隨劇變的時代轉化成另一種激蕩的命運。

　　遲到十年的青春

　　劉允洲，《國土資源報》前社長，中央民族大學新聞專業兼職教授。1979年，他作為文革結束后招收的第二屆研究生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系研究生班，回顧30年前的讀研生活，條理清晰，歷歷在目。然而說起來看似平淡，事實上卻是我們難以想象的激蕩生活。

　　劉老師1968年從上海下鄉到黑龍江紅五月農場。那個時代特有的革命豪情，使得他們這些知識青年向往農村的廣闊天地，盡管有獨生子可以免于上山下鄉的政策照顧，但他還是毅然加入到了上山下鄉的行列�！爱敃r下鄉是抱著扎根邊疆的決心的，堅決到沒有帶去一本書，而在黑河生產建設兵團一呆就是十年，最為珍貴的青春十年�！�

　　文革結束后，百廢待興。1977年恢復了高考制度，劉老師參加了第一屆考試，分數位列黑河地區第一名。報志愿時填了北大、人大、復旦、黑龍江大學，結果卻因為如實填寫了已婚一欄，最終只被黑龍江大學中文系錄取。就這樣，1978年3月，這個已經30歲的年輕人，開始了遲到十年的大學生活。

　　一年半的大學生活

　　“當時的同班同學中年齡最小的屬狗，最大的也屬狗，整整相差一輪”。劉老師在其中偏大，是不同于應屆生考上大學的一個“老高中”。

　　“當時是非常滿意大學的教學的”，劉老師說，“很多東西我在中學時代都學過，像英語，本來我已經學過6年了，上了大學卻還要從A、B、C開始學起”。為了解決這種水平參差不齊的狀況，1978年底，國家出臺了一項政策，規定在校生可以直接報考研究生，這對于像劉老師這樣情況的大學生來說無疑是個好消息，于是在室友的攛掇下，兩人都報了名。

　　只有兩個多月的準備時間，劉老師早起晚睡，一邊上課，一邊備考，5000多個英語單詞，最后全部背會。1979年春天，劉老師參加了社科院的新聞系研究生統一招生考試。當時沒有筆試，只有6月份的一個面試，主考是人民日報記者部的兩名記者，問題主要圍繞對改革開放的態度。文革的經歷伴隨切身的反思，劉老師的態度當然是很激進地支持，很輕松地拿到了社科院的錄取通知書。當然，這也意味著短暫的大學生活結束了。

　　研究生三段式

　　社科院的新聞系是由人民日報社主辦的，研究生上課、住宿都是在人民日報社的大院里，老師、系主任也都清一色的來自人民日報。

　　研一時，主要任務是上課，基礎課包括政治經濟學、英語、專業課。劉老師的專業方向是國內新聞業務，上課形式就是聽講座。一節課一個新面孔，講授者全部來自新聞業界，他們把自己鮮活的從業實踐在課堂上講給學生聽，各種新聞體裁的寫作、報道的編輯、版面的設計等，都以非常生動的形式為大家講授。班上一共17個學生，都沉浸在記者們瀟灑自如的課堂上，平日里只能在報紙上看到名字的記者，如今一個個走進課堂，讓他們有一種非常過癮的感覺。周末只有一天，主要休閑活動就是看錄像。改革開放伊始，大量新事物涌入國內，憑借報社的天然優勢，學生們便有渠道大開眼界，看了大量影片，國外的流行片子幾乎一網打盡。

　　研二，開始一年的實習。因為與人民日報社的特殊關系，班上同學大多進入報社開始實踐學習。一年當中，劉老師先是在市場報寫些小稿，然后進入記者部。最成功的一次報道，是自己獨自深入攀枝花鋼鐵廠，用20多天的時間進行采訪，采訪對象從總經理到中層干部再到普通職工，最后寫出8000多字的稿子，人民日報發了一個整版。這對于一個實習生來說，是相當不容易的。

　　研三，回到“校園”，進行畢業論文的撰寫。整整半年的時間，劉老師的心思全部集中在這篇4萬字的文章上。沒有工作上的焦慮困擾，每天都以查找資料、醞釀寫作思路為中心，雖然是沒有工作壓力的學習生活，卻也是“沒有時間去玩”的緊張狀態。劉老師進行論文答辯時還有些小的波瀾，他關于輿論的敏感話題引起了保守人士的反對，不過最終還是得以通過。

　　畢業前夕，劉老師分到了人民日報農村部，就此開始了記者的職業生涯。

　　研究生生活對于劉老師這一代人來說，既是充實的三年時光，也是一個思想解放的過程。不僅僅因為學的是新聞，更重要的是，在那個年代，各個領域都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激蕩與變革，每個人都面臨著從思想到人生的劇烈轉變。那是一段與國家命運緊緊相連的歲月，十年浩劫，他們身陷其中;城市農村，他們輪番體驗;理想神話，他們自己創造然后親手打破。他們和國家一起覺醒，承啟著一個時代的波瀾壯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