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壽斌

　　從一個中考失利的技校生，逐步成長為全國重點大學的研究生，鄭浩生走過的路不平凡，他的拼博精神讓人感動，令人欽佩。雖然“走這條路，更多的是出于個人理想和追求而做出的選擇”，但通覽其奮斗歷程，他考研的原始動力卻源于迫切需要通過“考研”來改變技校生身份，從而不被歧視。他的“執著”之中不乏“無奈”。

　　試想，如果鄭浩生的就業路上沒有坎坷，他憑自己的一技之長也能贏得別人的尊重，獲得滿意的報酬和相應的社會地位，他還會死心塌地地讀本和考研？透過鄭浩生個案，我們思考得更多的是，誰能給職校生帶來希望？怎樣才能消除對職校生的歧視？

　　人的一生，希望是帆，理想是船。有了理想，人才有奮斗的目標；有了希望，人才有拼搏的動力。而恰恰這兩個最基本的人生要素成為當今技校生們的奢望，最終導致了他們的迷惘。入讀職校之前，他們頂著別人寧愿集資走進普高大門，也不愿免費就讀職校的壓力，無可奈何地接受了人生選擇的挑戰；進入職校以后，他們看到的是老師的“同情”和同學間的自嘲；而等到走出校門，則會有更多的歧視在等著他們，同工不能同酬，同樣的能力不能平等參與競爭，很多的就業招聘甚至戶口政策都與學歷掛鉤。無數的實例都在“教育”職校生們千萬不能搭錯車、走錯門。

　　同樣的職校畢業生，4級汽修工在澳大利亞的收入遠高于“吃皇糧”的中學教師。由于職業教育在澳大利亞的社會地位比較高，因而從事職業教育和就讀職業院校都沒有低人一等之忌，這是澳大利亞職業教育得以發展和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所以，要消除對職校生的歧視，必須要在制度層面上予以“治本”。在澳大利亞，人們能夠獲得一份工作的前提是必須首先取得TAFE學院(技術和繼續教育學院)頒發的職業教育與培訓證書，即便是本科畢業，如果沒有獲得相應的職業資格證書，也不能直接就業。而在我國，就業準入制度的形同虛設早已讓人習以為常。始終處于買方市場的用人單位，可以在任何時候招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人才或勞動力，因而對專業技術人才的培養也就沒有任何的興趣，對職業教育的辦學沒有任何的責任，即使是“校企合作”，也大多是做做形式、走走過場，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職教要發展，社會各界對職教的歧視必須要消除。不僅在招生環節上不要人為地將職校限制在普教之后，在教育環節上讓學生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而且在畢業后要讓職校畢業生能夠“體面”就業、優工優酬，并讓他們能夠擁有與升學深造和獲取學位相接軌的特別通道。惟有如此，職教方能迎來春天，職校生才不必艱難地去擠“考研”這座“獨木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