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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論文是花錢買來的版面，可這再正常不過了，大家不都是這么做嗎?”一個研究生這樣對記者說。

　　這是舉報信上列出的7個研究生里，唯一一個承認花錢買版面并愿意接受采訪的學生。作為條件，他希望記者能夠在報道中隱去他的名字，這樣不會影響他的“就業問題”。

　　這名研究生說，其實，從進入學校的那一天起，他的目標就是能夠找到一份“相對好一些”的工作。所以，他一邊積極地參加學校里的各項活動，同時也在社會上尋找大量的實習機會。

　　“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我們中的大多數同學，都很少在學術研究上花時間。”他說，“畢竟，現在只要肯花錢，發篇論文不成問題。”

　　目前國內大多數高校，都要求自己的學生必須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作為順利畢業的條件之一。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學生們根據各家核心期刊留下的約稿電話，聯系上相應的編輯，再支付一定費用后，基本上都能夠順利地發表論文。

　　大多數學生“并不貪心”，他們花個千把塊錢，買上一塊豆腐塊大小的版面，發表一篇，“能畢業就好了”。可像這7名研究生那樣，一下子發表十幾二十篇的，還著實并不多見。

　　在上海大學的研究生獎學金里，“光華獎學金”是等級最低的一類，獎金額只有1500元，而發表相應數量的論文，花費的金錢遠遠超過這個數目。那么，這7個學生，為什么要干這樣“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呢?

　　“在我們的總分里，科研論文的比例占了一半，也就是說，論文發表得越多，獲得獎學金的可能性越大。前三等獎學金的名額都非常少，只有這一等容易些。再說，簡歷里只要寫上獲得過獎學金，外人怎么知道你具體是哪一等?”接受采訪的研究生這么解釋自己的動機。

　　而在獲得獎學金的背后，隱藏著的依然是對畢業后就業的焦慮。然而，“拿到獎學金，出去找工作，相對競爭力會高一些吧。”

　　所以，為了得到獎學金，這名研究生在各種核心期刊上發表了十多篇論文，一共花了七八千元。這些費用，一部分來自他在校外實習兼職賺的錢，不夠的部分，只能向父母伸手。

　　“誰愿意把父母辛辛苦苦賺來的錢花在這些垃圾雜志上啊，可這不是沒辦法嗎?就當是為找到好工作進行的投資吧。”他頗為無奈地說。

　　不過，除了這個研究生外，舉報信里提到的其余幾個學生都拒絕了記者的采訪。其中一個女生，在《消費導刊》上發表了8篇論文，但她完全否認自己的論文是花錢買版面發表的。

　　“我沒有花一分錢，對方是看我的論文學術性強，才發表的。”她說，“論文這種東西主觀性太強了，有人覺得是垃圾，可有人會覺得是藝術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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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每個人心里都有桿秤，大家心里都清楚，這些學生發表的論文，究竟是垃圾還是藝術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上海大學法學院教師說。

　　在今年光華獎學金候選人公示時，這位老師也看過相關學生的名單，以及這些學生發表論文的核心期刊。她回憶道，看完之后，覺得“心里很不舒服”。

　　“誰還不知道這些雜志是什么東西?而且，一個研究生如果真的專心搞學術，怎么可能在一年時間里寫出十幾篇高質量的論文?這本身就是個笑話嘛。”她說。

　　不過，這個“笑話”卻一度被堂而皇之地張貼在法學院的樓道里，接受“監督和檢驗”。

　　當然，有些學生的論文，能夠發表在類似《中國法學》之類的權威核心期刊上，那還是能贏得足夠的尊重，畢竟，“在搞法學的人心里，能在這樣的雜志上發論文，才能代表他真正的學術水平，真牛。”

　　但這個難度實在太大了，就連許多法學院的老師，都很難在這一類的期刊上發表論文，學生更是鳳毛麟角。

　　可是，光華獎學金的評選規則并不在意這些。無論在《消費導刊》上花錢發表的論文，還是在《中國法學》上發表的論文，在這套評價系統中，都是同樣的分值。那么，數量多者，自然獲勝。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想不明白，無論是導師還是國內一流的法學期刊，難道還不能證明一個學生的學術水平嗎?非要讓那些收錢發論文的垃圾雜志來替我們判斷?”這位老師說。

　　不過，在這樣一套評價體系里，老師也自顧不暇。每年，上海大學都會對“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的數量”進行排名，并以此作為評價教師的一個重要指標。評優秀、評職稱、申請課題，都會和這項排名掛上鉤。

　　這位老師說，為了發表論文，她的許多同事們也都在花錢買版面，“大家都一樣，我們又怎么好意思說學生呢?”

　　所以，在她看來，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怪現狀”，還是整個學校的導向出了問題——“這種以發表論文數量作為評價標準的體系，對學生和教師的日常行為，起到了‘功利化’的引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