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中國共 產 黨在陜北瓦窯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

　　瓦窯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實現黨在新形勢下政治路線和革命策略的轉變，迎接抗日新高潮的來臨。

　　25日，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后，毛澤東于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上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地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決議和報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勢下，不僅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廣大知識分子是堅決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說明了民族資產階級也有與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買辦營壘，也可能發生分化。黨的基本策略是“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建立起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必須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同時要堅持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

　　《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還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代替“工農共和國”的口號，同時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時期預防右傾機會主義復活的必要性，堅持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

　　瓦窯堡會議從理論和政策上解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從而解決了遵義會議以來沒有解決的重要的黨的政治路線問題。這次會議是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轉折時期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它表明中國共 產 黨在總結革命中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已經成熟起來，能夠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進行工作。(注：國民黨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后，逐漸改變了對日政策。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變的樞紐，有力地推動了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的過渡。1937年2月，中國共 產 黨提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主張。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實際上接受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標志著內戰的初步結束。)

　　12.洛川會議――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洛川縣召開擴大會議。

　　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

　　會議正確地分析了全國抗戰開始以后的形勢，制定了全面抗日的路線，闡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原則問題。會議認為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在抗戰中的領導權;在敵人后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在國民黨統治區放手發動抗日的群眾運動;在有利于動員全國人民抗戰的前提下，爭取全國人民所應有的政治、經濟利益;以減租減息作為中國共 產 黨在抗戰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

　　洛川會議是中國共 產 黨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歷史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它正確地指導了黨和軍隊實行由國內戰爭到民族戰爭、由正規戰到游擊戰的戰略轉變，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礎。

　　**** **** ****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1938年10月，毛澤東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科學命題。*******

　　13.中共六屆七中全會--1945年4月20日，歷時長達11個月的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勝利閉幕了。這個會議可能是我黨歷史上最長的會議。當然，這次會議的重要性在于通過了一項在黨的歷史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重要決議--《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這個決議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總結了中國共 產 黨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對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出結論，特別是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進行了批判;高度評價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套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杰出貢獻，肯定了遵義會議的歷史作用。《決議》指出了在全黨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正式宣布："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決議》明確指出應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不能否定一切。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標志著延安整風運動的勝利結束，這個決議也為即將召開的黨的七大作了極為重要的準備。

　　14.中共七大--1945年4月至6月，中國共 產 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歷時50天。

　　大會的主要議程是：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報告;任弼時作關于黨的歷史問題的報告;通過新的黨章，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6月1 1日，大會閉幕，毛澤東致題為《愚公移山》的閉幕詞。

　　中共七大中劉少奇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報告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內涵的第一次概括。在報告中劉少奇對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詳細的全面的闡述。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

　　15.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從1949年3月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著重地討論了在現在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問題。

　　會議主要討論了：

　　(1)提出了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支戰斗隊，同時又是一支工作隊。

　　(2)說明了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到城市，必須把恢復和發展生產作為黨的中心任務。

　　(3)闡述了全國勝利后的基本矛盾和黨在全國勝利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所采用的基本政策。特別重點分析了當時中國的五種經濟成分的發展狀況和黨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4)指出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有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

　　(5)毛澤東估計了新形勢，提出了警告"糖衣炮彈"的襲擊，提出了兩個"務必"的思想：務必繼續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

　　這次會議的重大意義是：確立了革命勝利后建設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藍圖，并為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指明了道路，在政治、思想、理論上作了準備。

　　16.中共七屆三中全會--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建國后中國共 產 黨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全會。此次會議主要討論了國家的經濟問題，并確定了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主要任務以及所應采取的戰略和策略方針。

　　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報告。但更為著名的是他的另一個發言--"不要四面出擊"。針對新中國剛剛建立，立足未穩的情況，毛澤東指出，"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個方向進攻。"在同資產階級的關系方面，毛澤東提出了"有所不同，一視同仁"的方針。國營經濟要占主導地位，但公私要一樣看待。現在要把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在我們身邊，不要把他們推開。對于民主黨派，毛澤東指出，共 產 黨和其他黨派也應當實行"有所不同，一視同仁"的方針。在知識分子方面，毛澤東說，改造知識分子不能太急，用粗暴的方法進行思想改造是錯誤的。另外，毛澤東還就民族關系、整風問題、土地改革問題等闡述了黨的一系列策略方針。

　　毛澤東在《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中，提出了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中心任務是爭取國家財政狀況的基本好轉。實現這個任務有三個條件：一是土地改革的完成;二是現有工商業的合力調整;三是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儉。

　　17.中共八大--(第一次會議)1956年9月15日～27日在北京舉行。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朱德、董必武等作了重要發言。大會討論通過《中國共 產 黨章程》，《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年)的建議》。

　　會議主要確定了以下幾方面內容：(1)提出了國內主要矛盾的新結論，作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2)堅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方針;(3)強調加強思想文化建設的重要性;(4)著重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重申了黨反對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這次會議對于考試來說可以歸結為：中共八大前后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思想。提出了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1957年10月，在反右斗爭擴大化的影響下，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根本上改變了八大的方針。1959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他把對彭德懷的批判，說成是“一場階級斗爭”。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進一步指出，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始終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階級斗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必須年年講、月月講。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在總結湖南、河北等地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經驗時，提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他還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自1957年之后，全黨全國的各項工作從根本指導思想上說均以“階級斗爭為綱”，并成為后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內容。這些對階級斗爭夸大化、絕對化的提法，一度成為流行口號。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斷然否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提法，最早見于1964年9月中央為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所制定的《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后十條”)中。草案對當時形勢的估計十分嚴重，提出敵人拉攏腐蝕干部，“建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認為“這次運動，是一次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復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指出有些地區還要“認真地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工作”，為此，提出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以階級斗爭為綱”這一口號的提出，是毛澤東繼1959年廬山會議和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于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狀況、主要矛盾錯誤的估計的進一步發展和升級，并隨著“左”的錯誤的發展被不斷強化。“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提法既不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也從沒有起過積極的作用。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1956年，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存在，但已不是主要矛盾。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這一矛盾決定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創造更多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的需要。“以階級斗爭為綱”脫離了我國的實際情況，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從實踐情況看，它背離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方向，混淆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影響了黨和國家重大戰略和策略的制定和貫徹執行，破壞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正常的社會秩序，嚴重打擊和挫傷了廣大干部、知識分子和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進程。以“以階級斗爭為綱”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為依據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們黨和國家遭受了一場“十年浩劫”的災難，蒙受了巨大的損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全面總結我們黨和國家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果斷地停止了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并及時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它符合我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具有偉大的歷史轉折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