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冷戰后大國關系的深入調整

　　大國關系是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中最重要的關系。冷戰結束后，大國關系進行了調整或重新定位。

　　第一，20世紀90年代初發生的大國關系的調整，主要是兩極格局崩潰的結果。兩極格局的崩潰，意味原有的以美國為一方，以蘇聯為另一方的大國對抗關系消失。世界政治格局主角間的這種關系的調整和改變，勢必引發其他大國間的關系的調整。

　　第二，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調整，主要是各大國從自身利益出發，為尋求有利于自己的國際環境和謀求在新的世界格局和秩序中的有利地位而進行的。由于中國實力增強，世界政治多極化趨勢日益明顯，西方國家紛紛調整對華關系，將中國納入大國伙伴關系。與此同時，其他大國首腦會晤頻繁，也建立了各種 形式的伙伴關系。

　　第三，科索沃戰爭、“9·11”事件和美國入侵伊拉克等重大國際事件推動了大國關系的進一步調整。中美、美俄關系一度因為科索沃危機和小布什上臺初期執行強硬的對華、對俄政策而變得緊張。美歐也由于小布什的單邊主義立場和在導彈防御、執行京都議定書、中東、朝鮮問題上的 政策分歧而關系受損。

　　第四，新世紀之初，大國關系的調整增加了新角色——印度。20世紀90年代以來，印度經濟迅速成長。在信息技術上，印度走在了世界前列，其軟件研發和出口在世界上僅次于美國。在軍事上公開成為有核國家，增加軍費開支。在外交上紛紛與美國、日本、俄羅斯、歐盟建立伙伴關系，世紀之交印度與中國建立建設性伙伴關系。

　　2.大國關系調整的特點

　　(1)實用主義主導了大國關系的調整，冷戰結束后，各大國關系的調整都根據實實在在的國家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

　　(2)大國之間基本上不互為戰爭對手或者不明確地將對方視為敵人，盡力避免公開對抗。

　　(3)大國間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約，既相互協調又彼此摩擦，既相互合作又彼此爭奪，是當今大國伙伴關系的主要內容。

　　(4)美國是大國關系調整的中心，其他大國關系的調整深受美國影響。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其對外政策對其他大國周邊環境、國際地位和利益的實現有著重大影響。

　　(5)不存在其他大國聯合起來反對美國的前景。歐盟、日本同美國存在千絲萬縷的經濟、科技、文化和政治上的聯系，彼此互為主要貿易伙伴和投資對象國，主要的科技合作對象。

　　(6)世界次等大國在大國關系調整中的重要性不斷加強。美國一貫的地區戰略是聯合、支持次等地區強國，防范、遏制頭等地區強國。

　　3.中國與大國的關系

　　冷戰結束前后，中國大國關系面臨考驗。從1989年6月開始，美國、歐盟、日本等幾乎所有的西方發達國家都參與對華制裁，企圖在政治上、外交上孤立中 國，通過延緩貸款、撤走技術人員、惡化貿易等方式加重中國的經濟困難，中止高技術和軍事方面的合作，在軍事上威脅中國，達到以壓促變的政治目的。中國確立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針，強調從戰略利益出發處理國家間關系，提出“堅持原則、利用矛盾、廣交朋友、多做工作、打破制裁、避免孤立”的對策，首先 鞏固與發展中國家的傳統友誼，積極改善與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的關系。其次，利用西方國家的矛盾，從日本和歐洲突破開始。1990年7月日本恢復對華 貸款，10月歐共體外長會議決定取消對華限制措施，恢復同中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的正常關系。11月，錢其琛正式應邀訪美，美國中止高層互訪的制裁被 打破。1993年11月中美領導人在西雅圖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晤，標志著西方大國制裁政策徹底破產。

　　以1992年鄧小平南巡為標志，中國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進入全面崛起時期。2001年，中國崛起效應開始全面展現。這一年，中國加入WTO， 彰顯堅持對外開放的決心;與歐盟建立全面伙伴關系，促進中歐關系進入蜜月期;抓住“9·11事件”，促使中美關系走上成熟之道。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六大明 確提出了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的總體外交戰略布局。中國十分重視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強調“加強戰略對話，增進互信， 深化合作，妥善處理分歧，推動相互關系長期穩定健康發展”。與此同時，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群雄并起，中國積極加強與它們的戰略合作關系，進而與各地區主要大國進一步加強合作，中國大國關系體現出積極、建設性、全面性的特征。

　　(1)中美關系：1993年上臺的克林頓政府對中國提出接觸與遏制并行的主張，但在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的沖擊下，中美關系跌至谷底，克林 頓重新思考對華政策，開始體現出全面接觸的態勢。雙方確認了中美關系賴以維系和發展的新基礎：以互利的經濟貿易關系為核心、以貿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為支柱。1997年江澤民訪美、1998年克林頓回訪，雙方宣布致力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對抗關系得以扭轉。中美戰略關系由聯合抗蘇逐漸轉變和確定為在亞太地區發揮穩定作用。但總體而言，美國仍處于對中國崛起不適應的時期。

　　2001年“9·11事件”導致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大調整及對華政策 的轉機。以布什總統2002年、2005年兩次訪華和2006年胡錦濤主席訪 美為契機，中美關系迅速改善，美國明確表示反對“臺獨”，對中國國際定位做了重大調整。2006年9月，中美啟動戰略經濟對話機制(SED)，以協商解決 雙邊經濟關系中需要長期關注的問題，是兩大國著眼于未來的戰略安排。2007年9月，胡錦濤在第十五次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提出中美既是利益攸關方又是建設性合作者的新定位，得到布什總統的贊同。2009年7月，在胡錦濤主席和奧巴馬總統的推動下，中美戰略對話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合并，并升格為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揭開了雙方合作與協調的新篇章。2001年以來，中美高層互動常規化，協商平臺制度化，軍事交流全面恢復，體現出互補性、合作性、建設性、競爭性、創新性的特征，一種復合的、相互依賴的雙邊關系正在形成。但是，美國對華政策是具有兩面性的，其認為中國崛起已成為美國面臨的主要國際挑 戰，在安全戰略上對華防范心理明顯，在對華交往中積極施加影響，力促中國社會制度及內外戰略朝著美國所期望的方向演變。

　　2010年以 來，在美國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美國朝野對人民幣匯率問題展開攻擊，施加種種政治壓力;從2009年底到2010年初的美國對臺軍售導致中美軍事交流再次中斷，到3月朝韓“天安號”危機爆發，美國航母陳兵黃海;谷歌事件;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事件等等，中美關系急轉直下。為控制沖突升級、避免危機發生，中方一再做出努力。胡錦濤主席于2010年4月訪美出席核安全峰會;后又與奧巴馬總統多次會晤;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取 得積極成果，各領域交流合作繼續推進;中美還就朝鮮半島局勢、伊朗核問題、全球經濟治理、氣候變化等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保持溝通協調，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緊 張氣氛，為雙方關系的改善營造了良好氛圍。

　　2011年伊始，繼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訪華后，1月18日至21日胡錦濤主席的訪美活動更是成果顯著，推動中美關系峰回路轉、向著健康良好的方向發展。美國副總統拜登親自前往機場迎接，奧巴馬總統打破慣例在白宮為胡錦濤主席舉行私人晚宴。1月20 日，胡錦濤主席在華盛頓出席美國友好團體舉行的歡迎 宴會上發表題為《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伙伴關系》的重要演講，重申中國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致力于把健康穩定的中美關系帶入下一個十年。

　　在兩國共同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中明確提出：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以推進兩國共同利益、應對二十一世紀的機遇與挑戰;站在全局的高度和戰略的角度促進高層交往;更加著力拓寬兩國關系的社會基礎，擴展人文交流，探討舉辦中國文化年等活動;美方對兩岸《經濟合 作框架協議》持積極態度;美方承諾通過中美商貿聯委會以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和推進出口管制體系改革;雙方確認建設健康、穩定、可靠的兩軍 關系的必要性;兩國簽署《關于在華建立核安保示范中心諒解備忘錄》，等等。所有這些，為中美增加相互了解、擴大共同利益、共同應對全球挑戰提供了機制保障和信心，為2011年的中國外交高調開篇。

　　2011年5月10日，為期2天的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美國華盛頓落幕。雙方簽署了《中美關于促進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和經濟合作的全面框架》，成為中美經濟合作新的里程碑。框架文件對中美經貿的原則、細節和彼此的關切，做了全面的梳理和總結，對規避經貿風險，擴大經貿合作具有指導 性意義。框架文件對中國關注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對美投資環境以及美國關心的自主創新、知識產權等都有所涉及，反映兩國對待經貿分歧更加坦誠、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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