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考研大綱9月18日正式公布

　　縱觀幾年真題，以重要著作為出題點的題目不少，尤其是這些著作都具有歷史和時代意義，大家要好好把握。下面為大家總結了考研政治毛中特11部重要著作題源，大家在復習時多看看，同時注意補充和積累。

　　1925年12月1日《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主要是通過對中國當時社會階級的分析，指明中國革命的敵人和朋友，這是當時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部分原文為：“中產階級。這個階級代表中國城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

　　1927年3月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指出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肯定農民的作用及黨領導農民革命的重要性;論述了建立農民革命領導權和農民革命武裝的必要性;分析了農民的富農、中農、貧農三個階層，認為貧農是農民中最革命的力量。

　　1928年10～11月《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等文章中，系統論述了中國紅色政權發生、發展的原因和條件：第一，中國是一個經濟政治發展極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這一基本國情是為中國革命能夠在農村建立革命政權提供了根本原因。第二，國民革命的政治影響及良好的群眾基礎，為中國紅色政權發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觀條件。第三，全國革命形勢的繼續發展，是農村革命根據地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又一客觀條件。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中國紅色政權能夠發生和發展的必要的主觀條件。第五，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及其各級黨組織的堅強有力，是中國紅色政權能夠發生和發展的前提和根本保證。其中，前三條是中國紅色政權能夠發生、發展的客觀條件，后兩條則是主觀條件。

　　1929年12月《古田會議決議》中明確提出了“糾正主觀主義”的問題。

　　1935年12月《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強調:“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這“是他們從娘肚子里帶出來的老毛病”。

　　1938年5月 《論持久戰》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分析了中日雙方互相矛盾的四個基本特點;科學地預見了抗日戰爭發展的三個階段;把抗日游擊戰爭放在戰略地位考慮，闡明了積極防御理論;闡明了兵民是勝利之本的思想。

　　1929年6月毛澤東寫的一封信中分析紅四軍黨內存在著種種錯誤思想的原因時第一次使用了“思想路線”這一概念;1930年5月，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初步界定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路線的基本含義，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1937年，毛澤東在《實踐論》和《矛盾論》等著作中對黨的思想路線作了系統的哲學論證。《古田會議決議》的主要功績是系統解決了黨的建設問題，明確提出糾正主觀主義的問題。1937年，毛澤東在《實踐論》、《矛盾論》等著作中，對黨的思想路線作了系統的哲學論證。

　　1938年11月《戰爭和戰略問題》指出：“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從此把經過長期武裝斗，先占鄉村，后取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作為革命道路確立下來。

　　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作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考中最先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命題。他指出：“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不煩惱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知識抽象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急需解決的問題。”

　　1939年10月《〈共產黨人〉發刊詞》總結了中國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教訓，解釋了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出“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提出建立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政黨，是一項“偉大的工程”。第一次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這個根本思想原則。

　　1939年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所寫的關于中國社會矛盾和革命對象、任務、動力及性質的政治著作。開篇就表明中國社會的現狀、性質及主要矛盾。另外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科學概念和總路線的內容。在文中一再強調，“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我們已經明白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亦即中國的特殊的國情，這是解決中國一切革命問題的最基本的根據”。“中國的特殊國情”即“中國社會的性質”，這是一個總結性的概念，它涵蓋了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階級狀況、主要矛盾等方面。

　　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集中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1948年的《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完整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總路線的內容，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1941年5月《改造我們的學習》對實事求是的科學含義作了馬克思主義的界定。“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外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

　　1942年2月《整頓黨的作風》延安整風的文獻：依據矛盾的同一性與斗爭性互相關系的原理，揭示和闡明了黨內團結與斗爭的辨證關系。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文藝工作的方向和原則。提出文藝工作“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

　　1945年4月《論聯合政府》概括了中國共產黨的三大優良作風：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這三大作風是中國共產黨顯著區別于其他政黨的主要標志，也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對待人民群眾和對待自己及周圍同志的正確態度。另外在45年的七大大會制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戰略。毛澤東思想在這次大會上被確定為中共的指導思想。

　　1948年4月《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土地改革路線;明確地把官僚資本主義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一起列為革命對象;首次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概念。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西柏坡會議)實現偉大歷史性轉變的綱領： 運用矛盾轉化的觀點，闡明黨的工作中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并進入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必須把恢復和發展生產作為黨的中心任務;運用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分析黨的工作任務的特殊性和國內各個階級的狀況及其采取的政策;分析了當時中國的五種經濟成分的發展狀況和黨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提出兩個“務必”：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執政黨建設的問題，要求全黨在革命勝利后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侵蝕和攻擊。

　　1949年，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建立新中國的偉大綱領：系統論述了人民民主專政理論。闡述了專政的內容、基本任務及民主與專政的關系;完善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提出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總結了人民民主專政得以實現的國內和國外基本經驗。還對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經驗作了集中概括：“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革命階級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這些都是我們區別于前人的。依靠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勝利。”

　　1956年4月《論十大關系》，這個講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比如論述了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關系。講話提出了正確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以及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的基本原則;提出了改革過于集中集中的計劃體制的初步構想，要求中央向地方分權和擴大企業自主權。江湖提出的一系列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理論觀點，對我國社會追建設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1957年2月《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社會主義制度還沒有完全建成，創造性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兩類矛盾的學說，強調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特別是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提出從全體人民出發，“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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