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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來，隨著大學收費制度的改革，每一項新政策的出臺，都要牽動敏感的社會神經，從而引來許多關切的目光。

　　大學學費提高后，上大學難一度成為顯著的社會問題。現在，碩士研究生的學費又改革了，一些專業的收費，在一部分人眼中已然是“天價”，對于習慣了免費卻也明白免費不可持續的人來說，這樣的收費是否合理?碩士研究生的學費到底收多少才合適?對于公立大學而言，是否可以借碩士研究生培養營利?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法律與政策研究所所長、教育系主任勞凱聲教授介紹，在以前，中國的大學教育都是全部免費的，不僅學費全免，住宿費也不用學生出，此外國家還會提供一部分獎助學金，這樣有些學生的吃飯問題也解決了，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我國的高等教育規模開始逐步擴大，這樣如果還完全依賴政府撥款，那規模肯定受制于財政規模，于是就開始逐步實行收費，一開始是本科生，到了前幾年研究生也開始收費了。

　　“這種情況在大多數國家都存在，像中國這樣高等教育從免費到收費的國家也有不少，很多歐洲國家，如德國以前的高等教育都是全部免費的，因為提倡高福利。不過最近兩年，德國也開始收費了。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收費是世界各國教育改革的方向。”勞凱聲說。

　　勞凱聲認為，高等教育實行免費制確實不公平，何況對于碩士生。“這等于用全體公民的錢去供部分人讀書。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本身就會獲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地位，所以自己是受益方，因此應該承擔部分費用。”

　　但究竟應該收多少，是否可以根據市場需求來定?學術界卻形成了不同的意見。

　　勞凱聲不贊成多收，“培養出了高水平的人才，對國家也有利，研究生學費收得過高是不合理的。”

　　他認為，應考慮我國大部分高校的公立性質。“學校不是商業機構，不能根據學生未來會賺多少錢來確定收多少學費，要根據教育成本來計算，學生以后賺得多學費就收得多，那學校不是害了紅眼病嗎?”

　　高等教育研究者熊丙奇雖然也認同“即便是面向市場收費，也應該以教學為本，不能以賺錢為目的”，但他認為，學校可以根據市場的教學需求來制定收費標準，如果一個學校報考的人數多，這個學校的學費自然要貴一些。

　　不過，他也提出了一個“費用支付原則”。他介紹，在國外，基本上有兩個原則：一是受教育者支付整個教育成本20%的費用;二是受教育者的支付額度占國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

　　但目前中國突破了這兩個原則，碩士研究生支付教育成本的費用占30%到40%，遠遠高于國外。現在，中國的高等教育成本支出占農村國民人均收入的160%左右。因此在中國，個人高等教育的支出遠遠高于理論上應該占有的比例。

　　專門研究過碩士研究生學費問題的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盧曉東在一篇論文中認為，本科高等教育屬于準公共產品，具有很多私人產品屬性。研究生教育公共產品的屬性更少，私人產品屬性更多。因此，可以將研究生教育視為私人產品，這是研究生上學應當繳納學費的理由。

　　盧曉東認為，研究生的生均成本很難準確計算，特別矛盾的是，估計生均成本較高的理工類學科，報名人數卻很少。比如，北京大學二級學科粒子物理與原子物理，連續幾年碩士報名錄取比例平均為2：1，生源已成為學科發展的大問題。然而，估計生均成本很低的社科類學科，如民商法連續幾年碩士報名錄取比平均為17.5：1，學費超過成本后仍有許多學生報考。

　　他還提出一個“校內財政轉移支付”的概念(《復旦教育論壇》2003年第6期)，就是學校利用學費再分配的權力，采取財政補貼的方式對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的不利學科——學術型學科進行資助，以保持學科間的平衡發展。

　　他舉例，目前MBA報名錄取比相當高，因此學費存在增加余地。增加學費后報名比例只應逐步減少，以保證生源的質量平穩。由于辦學可產生經費結余，該專業招生數可適量增加。

　　他分析，當學費為每年4.5萬元時，年招生規模保持260人不變，學校可增加收入707萬元。結余經費如全部用于校內轉移支付，按物理學博士生資助方案設計，可資助約700名博士生;或在全校增加助教崗位880個。如采用固定比例上交分配模式，如上交學費的45%，當學費為每年4.5萬元時，學校可收入1053萬元。

　　盧曉東認為，我國研究生教育收費順序可安排如下：第一步，職業型學位教育中部分學科先行收費;第二步，全部職業型學科收費，國家監督實行市場定價，同時開始調整撥款機制;最后，學術型學位教育收費，同時調整撥款和資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