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類問題主要涉及社會問題、公共政策和社會現象三方面內容。考官在對時政類題目進行面試測評時，除了考核必要的知識性內容外，重點傾向于考核考生的思維深度和廣度，即是否深刻理解和洞察社會問題的本質;是否通過解決根源問題，淡化或消弭不良的社會影響，強化正向社會現象的積極意義;是否透徹了解政策內涵，提出合理對策，解決社會生活中的現實問題;能否透過表層現象看透事物或問題的本質，這是時政類問題面試測評的重要標準，并且要求整體論述要言之有理，言之成理，邏輯嚴謹，結構性強。

　　時政類問題是事業單位招考面試中最重要的考核題型。從內容層面講，它涉及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需要考生廣聞博見，時刻把握時代命脈;從思維層面講，它是對社會問題和社會現象進行綜合分析的一種思維能力的考察，這一思維過程就是對社會問題和社會現象進行由淺入深、抽絲剝繭的綜合分析過程。它包涵兩個階段：綜合、分析;三個層次：制度分析、理論分析、價值分析。

　　所謂分析就是對事物進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層面的分析，而不能局限于單一層面。而綜合就是將事物或問題的各個層面按照其內在聯系進行有機整合。綜合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把握事物或問題的本質。

　　我們在認識事物時需要在頭腦當中進行分析加工，才能得出整體上的認識和論斷。分析是認識事物的必然過程，按照思維的邏輯，我們對事物的認識是遵循“先分析、后綜合”的順序。通過分析得出結論，我們就可以提出自己的見解、觀點和主張。

　　當我們在敘述分析-綜合這一思維過程時，我們要遵循先陳述觀點，后分析、論證觀點這一順序。在這一環節，綜合(即結論)引領分析(即論述)，我們會圍繞觀點、見解、論斷和主張分層次展開論述，將之前頭腦中分析-綜合過程以語言的形式具體呈現出來。結論在前，論述在后;綜合在前，分析在后，所答對所問，開宗明義，提綱挈領。這就決定了在發表觀點和回答問題時，我們應當遵循“先綜合、后分析”的邏輯順序。這就是綜合分析思維邏輯與敘述邏輯的互逆性過程。①經歷完這一過程，我們可以對時政類問題的綜合分析力進行三個層面的解讀：

　　一、制度分析

　　我們以事件為例進行制度分析：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引發中國國家環保局局長解振華同志辭職，在社會上引起巨大震動，民眾普遍較好。輿論在贊譽政府對百姓高度負責、對失職官員毫不留情的同時，特別指出“這表明負責政府自省責任的決心”。這一事件預示了官員問責制和公共倫理制度化的趨勢，而這一趨勢展現了我國政治建設和公共管理制度建設的進步，體現了政府從嚴治政、依法行政的決心，以及向公共倫理制度化邁進的決心。

　　所謂公共倫理制度主要是指政府公共管理人員的倫理道德要通過制度資源和制度設計體現出來，以制度的形式來規范公共管理人員履行自己的職責。

　　公共倫理制度的倫理根基在于對公平正義的追尋，不僅僅是個體的正義追求，更是社會正義的著力追求。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人們行善，人們行善越來越趨于現實性，其中對正義的關注發揮了重要作用，由善到正義的變換，歸根結底是由生產力發展決定的，如果說善僅僅著眼于生產力層面，那么正義就著眼于生產關系層面。羅爾斯②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造成社會道德失范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個人的品德修養，而是制度本身的正當性發生了問題或引起社會成員的懷疑乃至否定。”因此，制度正義成為首當其沖的價值需求，成為制度建設的第一要義。

　　制度倫理是一種同仁型倫理，以全體社會成員為評價對象和約束對象，具有廣泛性特征，而這與現代社會的民主化趨向相契合，制度倫理同時還具有底線倫理，普世倫理等特征，與立足于人的道德認知、道德實踐不同，它將大家所認可的倫理制度化，用他律而不是自律③、用外在的規范而不是靠內在的良知作為倫理運作的驅動力。道德規范具有很強的層次性，屬于典型的金字塔模型。道德規范越往上，能夠做到的人就越少，把著重點放在底層或尖層并不利于道德的實施。著重點放在底層，有利于道德的普遍性，卻不利于對社會價值的拔高;著重點在尖層，有利于道德的高尚性，卻無形中拒大部分人于門外。而制度倫理有效地克服了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第一次做到了廣泛性和先進性的有機結合。正如鄧小平同志在20世紀80年代初所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這充分說明了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任何一個進步、和諧的社會，都應按照正義、公平、公正的價值尺度來構建制度。

　　二、理論分析

　　任何一種新制度的提出背后都有某種理論為依據和基石。公共倫理制度建設是以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 斯密的“經濟人”假說為理論依據。即無論社會性質和制度如何，制度建設的根本在于其社會是“人治”社會還是“法治”社會。“人治”社會從治理層面講，是以人為本的一種治理理念。主要是指國家領導人或領導集團或政黨超越法律，具有決定或改變國家命運的權威。而“法治”社會則是以法為本的一種治理理念。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指明了“法治”一詞的基本要義：“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好的法律。

　　人治社會的主要特征有：

　　1.政治權威神化。在人治政治中，國家最高統治者或權力的所有者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目前在我國政治體制內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就是“人治”社會的典型表現之一。其核心理念是權力至上和等級分明。

　　2.法律權威弱化。在人治政治中，法律的價值在于統治者的需要，法律依附于權力，擁有絕對權力者可以凌駕于法律之上，對于權力的擁有者無法形成真正的約束力，容易出現政策法規朝令夕改，搖擺不定的惡劣后果。

　　3.約束機制軟化。在人治政治中，權力的擁有者被視為沒有個人利益，極富奉獻精神的道德楷模，處于道德金字塔的至高點，是民眾服從膜拜的對象。因此，對其約束機制主要是道德機制而非制度機制，而自律是道德的基礎，僅僅依靠自我反省、自我調整來約束權力所有者的行為，是無法保障社會的長治久安的，同時它也是腐敗滋生的重要原因。而“法治”主要以“法”為至高權威，依靠良好完備的法律來治理國家，把國家的長治久安維系在國家法律和制度上。“法治”并不排斥領導人個人的權威和作用，但認為這種權威和作用必須置于法律之下。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治社會的主要特征有：

　　1.政治權威俗化。法治社會是以民主政治為前提，是普通人的政治而非“權威”政治。在法治社會里，很難有將領導者神化的光環，因為沒有人是完美的，沒有缺點的。人們更關注領導者的實際政績，關注他能否增進全民的福利和權益。

　　2.法律權威強化。在法治社會中，法律具有普遍約束力和至高無上的權威。法律至上意味著沒有任何人能凌駕于法律之上，社會秩序主要表現為法律秩序，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會關系均納入法律規范的調整范疇。

　　3.權力競爭優化。在法治政治中，權力是由下至上，逐級授予的，權力所有者是由下至上選舉的，是在尊重每個公民生命權、自由權、平等權的基礎之上進行的。自由公正的選舉制度使權力競爭有了嚴格的制度規范，使權力運作變得更加有序、透明。權力競爭納入制度化軌道將使政治運行變得平穩有序，在社會治理中發揮了一定的穩定作用，保證了社會的持久、有序發展，減少了人治政治中的任意性和多變性。至此權利本位替代了權力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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