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個老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今年將其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把這個發展命題提到了新的高度。在這樣一個國土面積占全國1.9%、 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10%左右的“心臟”區域，該如何釋放經濟活力、激發社會創造力?

　　過去35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是經濟和社會有活力的地方，政府都把手中的權力最大限度下放到基層，下放到市場和企業，下放到社會。實現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 首先要實現體制、機制的協同創新。以協同性的簡政放權，讓作為創新科技和文化軟實力國際中心的北京，作為現代產業體系中心的天津，作為戰略支撐帶的河北，各司其責、聯袂而動。

　　三方的簡政放權有共同遵循，就是法治化。 一則“法無授權不可為”，講的是把政府的權力關進籠子里，二則“法無禁止皆可為”，講的是最大限度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京津冀協調發展的活力能不能充分釋放，很大程度取決于能不能依法推進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能不能擁有良好的制度與秩序。

　　制度協同創新，一方面要協同治理，推動能源結構、 產業結構以及清潔技術調整，一方面還要平衡京、津兩個超大城市與河北中小城市之間的經濟落差，促動落后地區的節能減排、綠色轉型。當京津冀三地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均衡時，人口資源的畸形集聚也會得到有效分解。比如在長三角，上海扮演著龍頭地位， 拉動周邊的綜合交通基礎設施不斷便利、發達，而在大珠三角地區，廣州、深圳、香港三大都市之間的分工合作也越來越成熟。京津冀的一體化、協同化，要求三地重視交界處的新城建設，合作共建專業的醫療中心、職業教育和培訓中心、休閑會展中心，把特大城市的人口引向田園小鎮。

　　北京的創新研發資源居全國前列，技術市場交易額已占全國40%。 天津的產業也呈現出高端制造和技術密集的特征。相比之下，河北正在積極打造的現代制造產業帶，是京津冀能否實現協同創新、 增加新動力的關鍵尺度。需要在“比較劣勢”的領域發掘國際競爭新優勢，把“走出去”與“引進來”更好結合。過去多是引資本、引人才、 引技術，下一步的“引進來”更應重視引制度，對比國際高水平的創新環境和創新制度，打造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突破口。

　　關于京津冀的一體化，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比如統一的市場體系建設問題，如何讓三地的商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互聯互通、暢通無阻。再如， 中關村、濱海新區、河北的各類工業園區， 如何合作形成新的增長極。還有，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依然有所欠缺，這方面需要建立統一的準入制度，在負面清單基礎上讓各類主體平等進入。實施京津冀一體化大戰略， 必定要求實現三地制度協同創新，打破一畝三分地，為了共同的目標，付出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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