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根據馬克思的唯物辯證主義關于意識的起源和本質的原理(物質第一，意識第二)，我們也不難發現，作為“意識第二”的“正義感”是不能缺乏“物質第一”的有關實質性的物質保障而赤裸裸地上陣的。證人除承擔作證義務外，應當享有主要是證人費用請求權，也稱經濟補償權利。證人因出庭作證必然要影響自己的勞動收入，并因為出庭而花費相應費用，如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54條第3項規定：“證人因出庭作證而支出的合理費用，由提供證人的一方當事人先行支付，由敗訴一方當事人承擔。”沒有規定證人合理費用的范圍和計算問題，更沒有規定由誰來行使，明顯缺乏可操作性。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理論界雖然認為應該賦予證人經濟補償權，但立法中至今仍沒有明確確立。市場經濟的潮流普及了人們商品意識、經濟意識，也同時伴隨著傳統道德觀念的世俗化和功利化。作為市場主體的“經濟人”，以經濟尺度來衡量自己行為是一個必然趨勢，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證人作證和拒絕出庭作證行為的選擇，實際上就是一個利益權衡的過程。如：證人如果選擇作證，可能因社會正義的伸張而得到心理慰藉，但同時證人可能受到人身危險及經濟利益的損失，還有對原有人際關系的破壞。趨利避害是人之天性，證人拒絕作證自然就成了明智的選擇。

　　12.趨利避害是人之天性。證人作為自然人，是借助其感覺器官對案件事實進行感覺，有極豐富的心理。有的害怕作證會受到威脅或人身報復;有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關己，少惹麻煩”;有的怕耽誤時間;有的因與犯罪人有較親密關系，出于感情不愿作證;有的被金錢收買或其他利益所誘惑而拒證;有的證人與被告人或被害人有私仇，借機報復;有的證人目擊有傷風化的犯罪行為，羞于啟齒;有的同情犯罪人的遭遇或其家庭情況;有的證人有一定地位或身份，怕作證有失面子。上列中，證人對可能受到的威脅顧慮最大，許多人對現實生活中證人作證遭到報復的例子心有余悸，不敢冒險。事實上我國每年發生殘害證人及其家屬的案件并不少見，但能及時對加害者進行懲治的事例又廖廖無幾，對殘害證人的現象懲治不力還會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因為如果在某個案件中，發生了這類事又沒有受到懲罰，消息很快會傳開，其他案件的證人就會拒絕作證。

　　13.在綿延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正統地位，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雖然存在許多優秀的東西，但也遺留下大量落后消極的文化內容。如：傳統文化中的封建意識、中庸之道、隱忍退讓，這些觀念必然使人賤訟、恥訟，認為涉訟是道德敗壞的表現。還有“和合文化”為底蘊的社會論理要求，人們以合為貴、息事寧人、祈求相安無事，進而在訴訟中形成拒證以求互不得罪，明哲保身，認為出庭“過堂問審”是不光彩的事情。中國乃是一個高度熟人化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交往中，人際關系、人情關系無疑占有重要份量。實際上每個人都身不由己地處在一個人際關系的網中，被告人與證人之間熟悉的可能性很大，人們不愿冒險地去破壞這張網，甚至有的還可能在被告“遇難”之時施以援手。另外，人們享有權利必須履行義務，不履行義務則應承擔責任。權利、義務和責任是作為一個完整法律規范的必備要素，因為“如果沒有規定制裁的命令，那就不會有任何法律的義務”，這里的制裁命令即法律責任。因此，證人履行作證義務應當與其作證享有的權利聯系在一起，而作證義務的履行又應當與不履行義務的法律責任聯系在一起。然而在我國三大訴訟法中，對證人權利的規定不明確，權利、義務和責任規定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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