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8年6月28日16時至29日凌晨3時左右，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甕安縣部分群眾和中小學生，因懷疑一名女中學生死因的鑒定結果，對公安機關不滿，聚集到甕安縣公安局和縣人民政府請愿，圍觀群眾驟然聚集達2萬多人。在這個事件的過程中，極少數不法分子趁機鼓噪，甚至在光天化日下，肆無忌憚地打砸搶燒，縣公安局、縣政府多間房屋被燒毀、多臺機動車被砸壞，數十臺辦公電腦被搶走，大量黨委、政府和公安機關公文、檔案、辦公用品被毀，這場突如其來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人們稱為甕安“6·28”事件。

　　2009年3月，一部剖析甕安“6·28”事件的深層原因、探索新形勢下處置群體事件的書《新群體事件觀——貴州甕安“6·28”事件的啟示》，由新華出版社出版。這部書由原新華社貴州分社社長、新華社高級記者劉子富撰寫。他在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的支持下，深入甕安，通過大量詳實的調查和深度分析，用1個多月的時間，完成了長達14萬字的調查報告。

　　甕安事件發生后，劉子富主動請命，兩次進入甕安，實地觀察，前后經20天時間，走訪了當事人、參與者、旁觀者、目擊者，試圖還原事件現場，進行了有針對性的訪談。劉子富在書中首次提出了“新群體事件觀”的新概念，這是對貴州處理“甕安事件”實踐的總結。過去處置群體事件的模式是：一是理念上，習慣以“階級斗爭為綱”時代的“好人不鬧事，鬧事無好人”的思維定勢看待本是經濟、民生訴求的事件，并將其視為反對執政黨的反革命行為;二是凡事發生，還未細查就匆忙定性，如稱為“有組織、有預謀”、“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教唆”、“有黑惡勢力操縱”，將成千上萬的群眾，輕則稱為“不明真相的群眾”，重則稱之為“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不法分子”等;三是處置措施上，隨意動用警力，動不動就將公安武警推到第一線壓制群眾，讓警民直接對峙、對抗，隨意采取強制措施，釀成流血事件。

　　從書中介紹的貴州處置“甕安事件”的實踐看，作為執政者化解社會沖突和社會抗議的理念和原則，“新群體事件觀”歸納為如下內容：第一，現場第一原則。黨委、政府及有關負責人必須以身作則，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在第一線做工作，“靠前掌控指揮”;第二，就事論事原則。不對群體事件作“過度政治化”解讀，不輕率地將群體事件定性為“敵我矛盾”，不將群眾的集體行動視為是與政府的對抗行動，且有針對性地解決群眾的經濟、民生利益訴求;第三，第一時間公布事件真相原則。在黃金24小時內公布準確、真實信息;查明多少，知道多少，就公布多少，以后用滾動方式逐漸增加;一定要準確，不能掩蓋事實，更不能說謊;第四，反思自責原則。群眾聚集事起，首先查找自身原因，檢查政府工作中的缺失，公開坦承失誤和不足，爭取群眾信任，重塑政府形象;第五，問責制原則。上級不為下級“買單”、“背書”，迅速啟動問責程序，分清責任，罷免失職、瀆職官員;第六，慎用警力原則。不與群眾發生直接對抗、沖突;在“妥協”和“壓制”之間拿捏尺寸，該“柔軟的要柔軟”，該“強硬的也要強硬”，如發生打砸搶燒，就要果斷處置，將肇事者繩之以法。

　　3.2009年6月17日，湖北石首市永隆大酒店廚師涂遠高墜樓身亡，有關部門沒有對死因深入調查，就草率作出“自殺”結論，引起家屬不滿。調解時，公安局的領導一口咬定是“自殺”。而當網上出現種種猜測后，在長達80個小時中，沒有見到當地主要負責人出面，看不見他們的身影，聽不見他們的聲音。中央電視臺節目主持人白巖松認為，相對于甕安事件，石首政府在此事情的處理方式上“不僅沒有進步，原地踏步都沒有做到，反而是一種退步”。

　　4.2009年6月27日，江蘇海安縣一名開三輪車男子車禍身亡，網友稱事故原因是他被兩名交警開車追趕。當晚，這個事件的相關帖子在當地論壇全部被刪;但僅僅幾個小時后，很多當地網友都驚訝地發現帖子不再被刪，幾個小時后，海安信訪局專門跟帖回應，網民情緒得到舒緩。

　　6月27日晚10時，網民發帖稱，當天上午，兩名交警在追攔一輛三輪摩托車過程中，摩托車司機在轉彎時“一頭撞在墻上，導致當場死亡”，“當事的兩個交警私下拿汽油處理現場，把血跡洗掉……”。該帖在當地論壇遭到“全面封殺”。

　　幾個小時后，情況就不同了，當地網友驚訝地發現帖子不再被刪。不但不再刪帖，到了28日中午，距離事故發生僅1天，距離網友發帖僅一晚，政府已經跟帖回應了。這一天還是星期天休息日。海安縣信訪局28日12時29分跟帖，感謝網友“對此事的關注”，并介紹了最新情況，承諾調查結果一出來就向網友公布。兩個小時后，信訪局又發帖：“希望網友們不要猜測，也不要聽信他人轉述。好嗎?”回應不僅在勸解網民，甚至連語氣都有些“懇求”的味道：“希望網友們不要猜測，也不要聽信他人轉述。好嗎?最后的結果調查后公開。歡迎大家監督!”

　　盡管只有這么兩個跟帖回復，但顯然網民的情緒得到了舒緩。有網民說，“信訪局連續幾次回帖，我們應該相信政府會公正處理此事。”還有網友認為，這說明當地政府汲取了石首事件不及時公開信息、回應質疑的教訓，有助于避免群體性事件的發生。

　　5.2009年8月20日，湖北省恩施市再次召開督辦會強調，全面推進“四個一”、“全代理”，目的只有一個：為民辦事不能許空諾!

　　到目前為止，恩施市各級各部門共無償代民、為企業辦事8200余件，有效化解矛盾，促進了社會和諧。

　　根據業主強烈反映，恩施市首先對重點企業、重點項目實行“一名市級領導掛帥、一名局長負責、一名政法干警參與、一名紀檢干部監督”的“四個一”負責制。市委書記譚文驕、市長秦斌帶頭協調解決矛盾，相關局長、政法干警、紀檢干部跟蹤落實。現在，湖北中煙恩施卷煙廠、騰龍水泥全面投產，大唐國際煤矸石發電項目進入可研階段，老渡口等5座水電站將提前竣工。

　　2009年，恩施市已新增規模以上企業6家，新簽約項目13個，總投資超過40億元。

　　為民服務全程代理制最先在板橋試點。板橋鎮山大人稀、民眾辦事極為不便。為此，他們讓村干部代理村民辦理準生證、低保審批、獨生子女證、殘疾證明、林權證和其他事務。如今，“全代理”已在恩施市全面推行，建立起市、鄉鎮、村、村民小組四級服務網絡。群眾根據服務聯系卡上有關干部和10多個部門的電話委托辦事，極為便捷。農民以前辦建房手續要跑半年，現在給干部打個電話，10天就辦結。隨著“全代理”的推行，恩施市越級上訪、群體性事件直線下降。

　　6.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行政法專家馬懷德教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之所以現在發生越來越多各類社會群體性事件，原因無外乎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政策不公，決策違法。很多地方發生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當地采取的某種政策是不公平的，決策是不妥當的、不合法的。人們就是這樣，你有不公平的東西，他總是要有反映的途徑和渠道，今天不反映，明天會反映。他是隨時捕捉泄私憤或者表達政府不滿的渠道，有宣泄的欲望和要求。一旦抓住了那一點，比如說“甕安事件”，實際上它跟政府有多大的關系嗎?沒有，就是平時對政府政策的不公表達一種不滿。而這時正好有一個出氣口，所以就通過這種方式引發了群體性事件。動輒幾千人、上萬人，為什么?因為這些人對政策、對決策有意見。

　　第二，政府不作為。很多事情政府積極作為了，及時的化解糾紛、及時采取措施、及時的解決矛盾，不會引發或者不會導致群體性事件不斷的升級。就因為你拖延，不處理，明明是政府做的錯事你不去處理，或者是明明有人犯了罪你不去追究，它就會激化矛盾，引發升級。

　　第三，溝通不暢。有些不是政府做錯了什么，也不是老百姓惡意的找茬，根本在于雙方的溝通不暢，沒有一個有效的溝通渠道。當然這跟我們的信息不公開，老百姓知情權不落實有關系，由于溝通不暢就有很多誤解。比如甕安事件，政府不及時的向社會宣布事情調查結果是什么，沒有抓住黃金的24小時政府權威、主流媒體發聲音的過程，就會導致謠言四起。大家就說學生是被輪奸之后扔到河里的，打撈上來是一絲不掛的等等，這就是謠言四起，為什么?就是政府跟老百姓溝通不暢，信息不透明、不公開。

　　第四，問責不力。很多都是官僚主義導致的，漠不關心導致的，或者說是基層官員不把群眾冷暖放在心上導致的，又沒有很強的問責制度。大家覺得GDP上不去是責任，計劃生育沒搞好是責任，好像法制健不健全不是責任，社會穩不穩定也未必是多重的責任。這兩年通過信訪等方式加強了問責，但更多的情況下官員對這些東西是麻木不仁的，沒有太多敏感性。技術也不夠，意識不到有的問題會發展到這種程度。

　　這是從主觀上來講、制度上來講的缺陷。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跟傳媒的發展有關系，過去不是說沒發生過這些事，有些事件天天在發生，但是沒有像今天這種發達的傳媒和互聯網的作用。

　　正是有了許多門戶網站，現代的通訊手段，信息的傳遞手段，導致了有些東西會被放大。

　　實際上互聯網起到了很大的“放大”效應。我們很多領導干部對這些東西沒有敏感性，不知道怎么去應對現代的媒體和特殊的環境，覺得按傳統的管制方式就可以解決問題，恰恰不是這樣，有些是“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不懂得怎么去處理，自然就會有很多深刻的教訓，這些實際上都是在交學費�，F在每發生一個群體性事件，都等于是基層政府黨委在交學費、在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