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云南省麗江市“玉湖水利群體事件”過去一年多了。事發地現在情況怎樣?2008年底，記者實地調研感到，玉湖的反思和經驗，對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做好群眾工作，有許多啟迪。

　　2007年6月27日上午9時，云南麗江玉龍納西族自治縣玉湖村近百村民，就三柬河調水補償問題在村口聚集，準備到縣、市上訪，繼而堵斷三柬河14天。麗江市委、市政府遵循“一切從群眾立場出發，決不能與群眾對立”的精神處理事件，玉龍縣委、縣政府領導帶隊深入群眾中工作10多天，妥善平息了事態。

　　一年后,記者眼前的玉湖村一片生機:新修的彈石路穿過村莊通向雪山，路邊流水潺潺,游客騎著馬叮當而過。2008年黃金周期間,旅游合作社分給村民的錢每天都有幾萬塊!與記者談起“玉湖水利事件”，曾參與堵水的納西族婦女和愛琴滿臉羞愧地說:“當時真是吃了‘迷藥’了!”

　　玉湖村曾經很窮,但旅游資源富集。從2002年起，村里興起了牽馬旅游,獲利豐厚,但無序的競爭日趨激烈。2004年村里以“黨支部+合作社”的形式探索建立旅游合作社,規范了牽馬旅游,村民可從中分紅,村集體也有了積累。玉湖村黨支部書記趙世軍介紹，從2003年到2007年，玉湖村人均收入從927元猛增到2 500元,旅游合作社紅火了,利益紛爭和矛盾隨之而來。合作社重視的是規范經營和長遠發展,農民看重的是眼前利益。

　　從2007年4月18日起,麗江市從三柬河往城區調水。按照政府制定的補償政策，水班(以村組為單位從河流中依次取水灌溉的班次,以小時計)“絕收一畝補一畝,減產多少補多少”，玉湖村九個村民小組中有三個沒有補償。但部分村民認為,連下游的村社都有補償,自己為涵養三柬河水源做出了貢獻,無論有沒有水班,都該補償。

　　據公安部門調查,調水補償只是導火索,背后是個別不法分子企圖通過不正當手段掌握基層政權,從而將村旅游合作社、馬場等集體利益歸為己有。他們打著為全村爭利益的幌子,蠱惑、煽動不明真相群眾聚集堵截水源。

　　村支書趙世軍反思說:“現在，我們村既抓錢,又抓各項事業協調發展!”玉龍縣委書記孫文忠分析,玉湖人富得太快,法制觀念和文明素質跟不上經濟發展;村社管理上,抓富裕緊，抓文明松,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同步。他說:“玉湖村內部矛盾的產生,是經濟發展帶來的發展中的矛盾,不同于傳統的治安問題,是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表現。”

　　2007年7月10日12時,三柬河水源被持續截斷312個小時,麗江市城區供水和景觀用水面臨危機。面對手持斧頭、鋤頭、棍棒的聚集群眾,玉龍縣委縣政府報經上級黨委政府批準,對“玉湖水利事件”發生時就反復強調,傾聽群眾訴求,解決群眾難題。玉龍縣不斷召開縣委常委會、書記辦公會、政府常務會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2007年7月7日,在緊要關頭,玉龍縣召開了玉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現場辦公會,決定每年安排65萬元經費,5年不變,實施玉湖村納西文化古村落保護項目。會議還決定，對玉湖村實施彈石路建設、數字化電視網絡建設等支持項目。

　　從事發到依法處置,縣委副書記楊曉敬、縣政法委書記楊福紅等縣領導不顧個人安危,親自到背后組織者家中做工作，工作人員苦口婆心地進村入戶,感動教育了多數群眾。

　　記者了解到,為避免干部“走讀”、脫離群眾,玉龍縣有一條鐵的紀律：鄉鎮干部離開駐地,必須報縣委請假。如果縣委領導下鄉發現鄉領導不在而且沒請假,可以對其就地免職。領導干部作風的扎實過硬,也避免了處置中可能出現的誤判和草率。

　　如今,麗江設法財力下沉,讓基層“有錢辦事”，走進玉湖村黨支部,黨支部議事制、村兩委聯席會議制、民主評議黨員制度等18項制度全部上墻。村兩委班子成員直接掛鉤到村民小組,對社會治安、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等問題包干負責。村支書趙世軍說,兩委班子成員從來不休雙休,堅持每月上班25天,村民們“有事找黨員、發展黨支部”。

　　總結“玉湖水利事件”的教訓,麗江市委書記和自興說，近年來,基層組織弱化、社會權威結構失衡,是群體性事件產生的體制性根源，尤其是在個別農村,基層組織對群眾的號召力、凝聚力和說服教育作用大減。群體利益一旦受損或遭受侵害,單個的社會成員會意識到集體行動的重要,就會有組織地集體上訪,群體事件難以避免。玉龍縣地處滇西北,世代居住著10多個民族,是省級扶貧開發重點縣和革命老區縣。5年多來，靠固定資產投資拉動全盤經濟。

　　大建設、大開發，也帶來了諸多熱點難點問題和矛盾糾紛：新建縣城周邊農民變市民的問題、項目區內群眾與開發商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關系群眾的現實、直接利益，具有鮮明的經濟利益特征。基層干部感嘆：新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光靠思想政治工作不行，還需要一定的經濟手段。

　　回訪中，基層干部們反映，由于基層的財力較弱，一些鄉村僅能維持運轉，社會公共服務能力弱化。玉龍縣2007年財政收入僅有8 957萬元，為解決城市調水后白沙鄉現有水資源的利用問題，需要資金1 200萬元，玉龍縣除請求麗江市解決500萬元外，還要請財政狀況較好的“鄰居”古城區幫助解決200萬元。目前，盡管麗江市的財政非常困難，但也想方設法財力下沉，給基層“補血”，讓基層“有錢辦事”。

　　玉龍縣縣長和慧軍感慨，“玉湖水利事件”是一面鏡子——村民們從中看到了只顧眼前利益、無視國家法律的害處，倍加珍惜眼前的安定和諧;村干部從中看到了片面發展的局限，思路變得協調科學;領導干部從中看到了創新執政方法的必要，決策更加透明、民主。

　　3.2008年10月30日以來，重慶市出租車業內就風傳11月3日開始罷運，而且有人還在散發罷運傳單。3日早晨，罷運的傳聞成真。記者從重慶市公安局獲悉，早晨5時30分左右，一些出租車司機紛紛來到重慶市觀音橋商圈、楊公橋等重要路段，慫恿上路的出租車開回去罷運，一些還在運營的出租車被砸。

　　對于罷運，重慶市一些出租車司機表示，他們也想去掙錢，但訴求未得到答復之前，不會上路。也有的出租車司機擔心汽車被砸，不敢上路，盡管出租車罷運給市民帶來不便，但不少人依然對罷運行為表示理解，并認為罷運要取得的效果不是漲價，而是讓管理部門和出租車公司降低規費。有人算了一筆賬：一輛出租車每天能掙700元，四年承包期總收入為80多萬元，但向出租車公司交的規費(即“份兒錢”、“承包費”、“預期營業款”等各種費用)就要57萬元左右，剩下的收入除掉加氣、修理等成本支出，司機每月只能掙2 000元左右。出租車公司拿走的錢約占七成，扣除購車等成本和稅款，一輛車每年約有4萬元盈利，不受物價、油價上漲等成本變動影響，旱澇保收，收益平均每年達50%，有的甚至高達70%。

　　記者調查發現，重慶市出租車司機多次向主管部門反映加氣難、運價低、罰款多等問題，但其訴求長期得不到解決，矛盾越積越多。重慶出租車基本上都使用天然氣，加氣難這個令出租車司機最頭疼的問題已經持續了好幾年。一般來講，重慶出租車加氣最少等1個小時，最多等3個小時，這使出租車的營運收入受到嚴重影響，出租車司機怨聲載道。

　　提高運價也是一些出租車司機的訴求之一，一些司機反映，他們所掛靠的出租車公司收取的管理費用一般每月為7 000元到8 000元。因此，他們迫切要求提高運價。一位出租車司機說：“現在收入越來越低，我每天開出租車收入只有40元到50元。過去剛經營出租車時，我向家人保證能賺錢，答應每天能交100元，但現在4天才能交100元。”

　　有關專家說，“加氣難”等供需矛盾，雖然根本上反映了要素市場改革不到位，但另一方面也說明，相關部門離服務型政府的改革要求還有相當的距離。

　　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處理的比較及時。事發當天8 000輛出租車罷運，2小時后重慶市召開緊急會議，公安、交通等部門聯合行動，下午有近800輛車恢復運營，但不久這些車又停運了，部分車輛遭到攔截或打砸。很快，重慶市組織上萬名執勤人員保護出租車運營，承諾解決出租車司機遇到的問題。4日晚，大多數出租車上路運營。6日，重慶市市委書記薄熙來與出租車司機、市民代表座談，不設前提的“把話說開，暢所欲言”。隨后，50元“份兒錢”被減免，負責交通的有關人員受到處分，政府承諾將解決其他問題。

　　重慶市還在出租車行業協會下建立了“的哥”分會，就是以后再遇到經濟困境、制度煩惱和無法解決的難題，司機朋友們就可以通過這條通道，和政府職能部門進行暢通無阻的溝通對話。有了行業協會這個“娘家人”，很多難題就可以順利解決。

　　今年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曾提交一份全國出租車行業研究報告，報告提出了行業存在的五大矛盾：一是市場準入制度不合理;二是出租車經營權管理混亂;三是“黑車”監管缺失沖擊行業秩序;四是司企關系不清，司機負擔過重，收入偏低;五是行業管理體制不順。

　　目前，交通部門正著手對出租車行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進行調研，將逐步采取政策措施，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有關專家認為，出租車行業的改革，當務之急一是有關部門盡快采取措施維護司機合法權益。如強制“三險”保障，制定“份子錢”最高限價，提供統一規范的合同范本等。二是打開市場大門，打破行業壟斷經營，從長遠看，應加快出租車行業立法步伐，明確行業管理責任，理清政府部門、出租公司、司機之間的關系，按公平透明、科學發展原則，重構行業利益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