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有專家表示,在當下社會就業壓力越來越大的情勢下,就業容量和質量也成了無形中的社會稀缺資源。但是優秀的人力資源市場,政府需要的人才有限,有些工作并非人人可得,需要特定的素質和能力。當今社會,選擇的職業范圍非常寬泛,但幾千人爭奪一個公務員崗位這種現象的存在,也是一些報考者的無奈之舉。我們不能責怪他們,只能怪就業環境還不完善,崗位制度還不夠平等。這就要求政府部門盡早加快對公務員制度改革,對教育體制的改革,對市場機制的改革以及對社會資源分配的改革,多方位、多角度的"改革",才能讓具有先天優勢的公務員與其他企業員工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公平競爭、共同發展。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我們身邊不乏從公務員"圍城"中走出來的例子。理由是不愿意受框架束縛,覺得創新空間小,淹沒了奮斗激情和缺少思想自由空間。促進社會稀缺資源的均衡化分配,是公平正義的體現,也是社會文明逐步成熟的標志。十八大報告提出,促進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建設美麗中國的承諾令人充滿期待。如果將來市場自由運用度沒有了障礙、政府權力不再過度放任、拿不拿到"尋租好處"都照樣為民營私營企業發展提供服務和幫助,那么就是社會人力資源分配制度得到了合理改變,一個高效、廉潔、行政公正、公開、透明的政府,將指日可待。
7.改革的紅利最主要體現在資源配置方式的優化改變。這種改變利國利民,有利于改善民生,更有利于改善弱勢群體的狀況,從而有利于從無感增長到有感發展。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多次提到"資源配置"這個重要概念。高效、合理、可持續的資源配置方式,是確保社會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重中之重,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手段,是發揮我們制度優越性的根本途徑。全面深化改革,歸根到底是要在我國社會各個領域建立起更有效率、更加合理和優化、更可持續發展的資源配置方式。只有這樣的資源配置方式,才會產生改革的紅利。
一般來說,現代社會資源配置的主體是政府部門、市場部門和社會部門。關于這三大配置主體之間的關系,《決定》從世界眼光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經驗,明確指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這是《決定》最重要的論斷之一。
所謂"資源配置"是指各種資源在不同的使用方向之間的分配,大體可分為:有效的和非有效的配置,或者說低效的和高效的配置;合理的和非合理的配置;可持續的和不可持續的配置,即配置資源必須遵循高效、合理和可持續的原則。只有這樣的社會資源配置方式,才能使有限資源的開發利用達到最佳效果。
"資源配置"中"資源",其內涵是指一個社會及其個人賴以生存和發展所需的人力、財力、物力、機會等生產和生活資料。"資源"有多種分類,由于經濟的基礎作用,人們常常把資源劃分為"經濟資源"和"非經濟資源"。社會學正是根據這種劃分,合邏輯地把社會資源區分為三個層次:廣義的、中義的、狹義的。廣義的社會資源是包含經濟資源在內的整個社會資源,它是經濟資源與非經濟資源的總和。中義的社會資源,是不包括經濟資源的非經濟的社會資源——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生活的、生態的等。狹義的社會資源,是與經濟資源相對的社會領域的資源——教育、就業、醫療、社會保障等。由于經濟和社會因素互相嵌入,要把經濟資源與非經濟的社會資源截然分開是不可能的。
《決定》事實上也是從這三種意義上使用了資源概念。在我國社會結構比經濟結構滯后15年的情況下,進行社會體制機制的全面深化改革,對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進行高效、合理、可持續的配置,其改革紅利是巨大的,但是難度和艱巨性也可想而知。
8.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明確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不能放大到不要政府作用,也不能把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放大到決定公共資源的配置,更不能像新自由主義認為的那樣不要政府。
對政府與市場的作用不能以為強市場就一定是弱政府。政府作用和市場作用不一定是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前一時期的蘇南地區能成功發展就是因為這里既有政府的強力推動又有市場的強大作用。這一模式的成功之處在于,政府和市場不在同一層面發揮作用。面對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凡是市場能做的,比政府做得更好的都交給市場。但這并不意味著不要政府對經濟的干預。
現階段的經濟發展突出在兩個方面:一是結構調整,二是創新驅動。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調整主要依靠市場來調節。我國產業結構的突出問題是產能過剩越來越嚴重。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一個重要機制是優勝劣汰,但是對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來說,經濟結構的調整不能只是靠市場,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需要國家的產業政策來引導。再就創新驅動來說,市場競爭能夠提供創新的壓力,技術創新也需要市場導向。但市場配置的是已有資源的問題,而創新驅動需要驅動非物質資源的創新要素,需要創造新的要素,僅僅靠市場不能完全解決創新驅動問題。需要國家推動創新驅動:國家需實施重大科學創新計劃,要對技術創新與知識創新兩大創新系統進行集成,要對孵化新技術提供引導性投資,建立激勵創新的體制和機制。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必然是資源流向高效率的地區、高效率的部門、高效率的企業。堅持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運行能夠保證結果的效率,但不能保證結果的公平,由此產生的貧富分化反映市場失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既有效率目標又有公平目標,政府有責任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克服這種市場失靈,以體現社會主義的要求。為了保證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政府貫徹公平目標的作用就是進入收入分配領域,依法規范企業初次分配行為,更多地通過再分配和主導社會保障解決公平問題。即使要協調區域發展,政府也是在不改變資源在市場決定下的流向的前提下,利用自己掌握的財政資源和公共資源按公平原則進行轉移支付,或者進行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吸引發達地區企業進入不發達地區。
當然,資源配置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否則,政府職能的錯位,政府權力的濫用都會引起市場秩序的混亂。政府超越了所應該擁有的權限,直接介入了企業的微觀經營活動,可能造成企業行為機制的扭曲。政府也會失靈,官僚主義、尋租、行政壟斷還大量存在。除此以外,"由于政策制定者個人主觀認知的困難也會造成政府的失靈。"(哈米德·豪斯賽尼:《不確定性與認證欠缺導致欠發達國家的政府失靈》)針對這些問題,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基本路徑是政府作用機制要同市場機制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