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說，吏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買官賣官則是最大的吏治腐敗，是我國政治生活中極不正常的歪風邪氣，買官賣官干擾和破壞了黨和國家正常的人事任免制度，嚴重地影響了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容易產生更大的腐敗。對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這顆“毒瘤”，正直、善良的人們無不痛恨唾罵，黨中央把整治買官賣官作為2006年反腐敗工作的重點，已經查處了許多買官賣官案件，說明了我黨對買官賣官現象打擊的決心。

　　什么原因導致買官賣官現象的屢屢發生？

　　權力暴利、官職含金量過大。買官賣官，是以錢買權和以權賣錢的赤裸裸的權力與利益的交換關系。作為賣官者，交易本身使他直接得到非法金錢利益；作為買官者，雖然花錢了，但是所買到的職位使他今后能夠賺到更多的錢。可見，在買官賣官的過程中，雙方都圍繞著各自的利益而忙活著，都被金錢所俘獲。為什么要進行買官賣官呢，因為官員的權力太大了，官職的含金量太高了，由此形成巨大的金錢誘惑。在買官賣官的腐敗分子眼里，買賣官職事先需進行成本核算的。按照官職的大小及其含金量定價出售或購買，幾乎成了官場“規則”。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在向原省委副書記韓桂芝支付了80萬元買官投資后，逐年回收了600多萬元的投資回報，利潤率超過600％。原綏棱縣縣委書記李剛向馬德行賄開支50萬元，之后依靠受賄所得210萬元，獲得400％的豐厚收入和300％的凈利潤。

　　“一把手”權力不受制約，構成制度上的一個缺陷。依照《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我們黨的干部選拔、晉升有著一套嚴密、科學、規范的選人用人機制，必須經過推薦、考察、醞釀、討論決定、任前公示、責任追究等多個民主與監督的環節。顯然，遵循著這樣的制度規則和操作程序，任何一個想得到選拔和提升的干部都得走正路，而沒有旁門左道可鉆。但是，在實際運作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一把手”，只有“一把手”才獨攬人事大權。因此，買官賣官者的核心人物多為“一把手”，“一把手”權力不受制約，構成制度上的一個缺陷。山西翼城縣原縣委書記武保安在主政短短的8個月期間，29次收受賄賂，案發后他和妻子曾多次感慨萬端地說，“當書記與當縣長就是不一樣。”這個“不一樣”就是作為“一把手”的縣委書記擁有了官帽的“總批發”權，擁有作為“二把手”的縣長不能企及的“一錘定音”話語權。他可以預先圈定名單，再授意組織部門“履行程序”，集體領導早已淪為虛設，“班長”成了“家長”、副職成了聽差、“群言堂”成了“一言堂”。在“一把手”專權人事的格局下，“不跑不送，降職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官運亨通”不幸成為現實，正常的提拔晉升渠道反而被堵塞了。

　　政務神秘，公開化透明度不夠。這幾年雖然中央大力推行政務黨務公開，增強透明度，把政務黨務置于廣大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但在一些地區、部門、單位只能算是剛剛起步，權力運作過程的透明度遠遠不夠。就以干部選拔任用來說，在有的地區、部門或單位仍多是處于半明半暗狀態，甚至是暗箱操作，從已經揭發出來的那些買官賣官案件，無一例外地都是見不得人的勾當。如果失去黑暗的庇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又豈能得逞！

　　查辦不力、監督懲處體制存在一定弊端。這么多年來，買官賣官分子“前腐后繼”、“不怕犧牲”，與監督不嚴、查辦不力、監督懲處體制存在一定弊端密切相關，亟需改善。田鳳山的腐敗行為是在黑龍江發生的，而他幾年后卻被全國人大任命為國務院的部長；張國光是在當遼寧省長時犯的案，卻被派到湖北省被省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為省長。并不是他們隱藏得深，其實群眾早就知道，早就有人舉報，只是知道的人不能去選舉，選舉的人又不知道。在馬德賣官受賄案中，綏化市下轄十個縣市眾多處級以上干部被卷入，僅綏化市各部門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只要給他交了買官的錢，哪怕是人大選舉的官都沒問題。黑龍江省幾個省級腐敗高官，在省人代會上更是高票當選。人大代表中有人知道他們中的問題，但在韓桂芝以組織的名義做工作、監視的情況下而被迫違心地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