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有關公共服務的問題越來越受到各方面的關注。為什么在目前的條件下公共服務方面的問題會如此突出？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正確解決? 　　

一、目前我國公共服務的現狀 　　

中國正處在人均ＧＤＰ３０００美元以下，社會成員的公共需求增長快，變化大，訴求強烈，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能力有限的特殊階段。按照西方學者的觀點，一個國家當處在人均ＧＤＰ３０００美元以下的時候，政府對社會成員提供的社會保障發展是相對比較慢的；到了人均ＧＤＰ３０００美元以后，這方面的投入才會大幅度增加。而我國２００５年人均ＧＤＰ是１７００美元，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在這方面面臨一系列挑戰呢？值得我們深思。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個特殊的階段大體有五個基本特點，第一，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社會發育程度大大提高；第二，由過去的單位人變成社會人，公眾特別是沒有基本公共服務的群體生存的社會風險系數上升；第三，公眾對基本公共服務的要求迫切，內容發生重要變化；第四，公共需求與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矛盾凸現；第五，政府目前正處在痛苦的轉型過程中。我把中國政府未來的轉型概括為三個趨勢：一是由管制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二是由單一的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治理型政府；三是由主要靠手工作業的政府轉向信息網絡主導的信息化政府。 　　

政府本身的轉型，又遇到公眾對公共服務需求上升多造成的差距，使這個問題突出地表現出來了。看到我們所處的階段，是我們制定公共服務政策、選擇制度安排的重要基礎和出發點。 　　

二、制約中國公共服務最突出的矛盾是什么？ 　　

影響政府公共服務的因素也許很多,當前最主要的有三個問題： 　　

第一，公共服務的投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公共服務覆蓋面太窄，成為目前中國弱勢群體大量涌現的一個重要原因。一些弱勢群體的成因，也是因為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造成的。而我們的公共服務投入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這三項基本公共服務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第二，已經建立的基本醫療、義務教育等公共服務，也在實施中被扭曲。比如義務教育演變成收費教育，醫療亂漲價、亂收費導致更多的人看不起病。

第三，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在公共服務的某些方面有失公平。 　　

這三個問題集中體現為社會的公共需求強烈而政府公共服務提供能力有限，兩者之間的矛盾凸顯。 　　

政府在公共服務的價值選擇、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方面存在的失當，是產生以上問題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公共服務政策的制定、制度安排明顯地有失公平。這集中地體現在以國家固定投資為代表的公共設施的投入，多年來出現了“兩多”“兩少”的現象：即城市多，農村少；發達地區多，落后地區少。也就是說，我們在公共設施的建設和投入方面，農村和中西部落后地區，明顯處于弱勢，這直接影響到國家公共服務均等化在全國的實施，也有可能導致我們在政策制度方面出現結構性的風險。這是我們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方面有失公平的集中反映。 　　

第二，公共服務提供的體制成本太高。這種體制成本高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我們沒有一個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架構，中央和地方關系的架構整體上在公共服務提供方面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１９９４年實行分稅制，這個方向應該是對的，但是我們沒有建立起和中央財政相對集中配套、規范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特別是那些占財政轉移支付比重很大的所謂專項財政轉移支付項目，受到各種關系的影響較大，使其規范性大打折扣，這是這些年我國出現各種不正之風的重要源頭之一。二是我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基本體系效率不高。在我國，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主要是事業單位，但事業單位結構不合理，布局不合理的問題突出，內部管理、服務效率低的問題長期存在，特別是在市場化改革的影響下，很多公共服務提供機構，有明顯的營利化傾向，其行為與這類機構的組織屬性發生嚴重的背離。 　　

第三，政府缺乏嚴格的自我約束機制。政府花錢有沒有硬的約束機制，能不能花得比較公平，這些都是很關鍵的問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政府整體上缺乏嚴格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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