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0月22日起，國家基本藥物零售指導價格正式施行。相當一部分藥品價格較大幅度下降。但據了解，價格降了，不少常用藥卻面臨著“患者不寵，店家不愛，甚至下架”的尷尬局面。國家出臺常用藥降價政策，目的就是為了讓老百姓吃得上這些降價藥，減少花費，而在落實中，如果不能首先做好醫院和藥店的工作，就會使這項利民政策大打折扣。常用藥品降價，生產藥品的企業積極響應，國家意在通過薄利多銷以彌補生產企業讓利損失，醫院和藥店有義務予以支持，以便共同做好藥品降價的推廣工作。否則，常用藥品降價就難以得到順利實施，患者難以從中受益。

　　基于此，藥品降價政策落實有可能成為2010年國考申論命題熱點之一，這里京佳老師給出備考“藥品降價政策落實”的相關背景知識，以供廣大有志于國家公務員考試的考生參考。

　　一、藥品降價背景材料：

　　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百姓期待已久的國家基本藥物零售指導價格從2009年10月22日起正式實行，和現行政府規定的零售指導價相比，約45%的藥品降價，平均降幅12%左右。

　　由于政府舉辦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零差率銷售基本藥物，消費者不用再支付原來需要承擔的15%加價部分，因此消費者購買部分基本藥物將比原來便宜三成左右，而且報銷比例也將明顯大于其他藥品。之前藥價下降沒有得到切實執行，原因之一為藥品降價幅度太大，藥廠沒有法承受。而這次降低幅度比較合理，感覺企業能夠承受。因為這次零售指導價格中，約49%的品種價格沒有做出調整，繼續按現行價格執行;約6%的品種適當提高了價格。

　　這次降價的藥品都是國家力保的基本用藥，能夠保證企業合理的利潤，政府不可能把價格降得沒有人去生產了。政府訂價是按照一個平均的成本去定。首先是要考慮成本采取降價的，它不可能把價格降得沒有人生產了。政府也組織了很多專家去調研，現在降價主要還是針對虛高的價格，把虛高的那部分要往下壓。

　　但是調價不一定意味著費用就低，還有一個用量的問題。所以調價只是降低費用的一種手段，因為老百姓去看病的話，并不是只買一種藥，你比如說藥價降低了一半，用量給你增加了一倍，你不是花的錢還一樣嗎?除了藥還有其他很多的檢查治療，那他費用就不一定低下來。

　　當然，這次基本藥物指導價格的出臺，并不意味著看病貴的問題能夠一下解決。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是一項系統工程，各項措施綜合配套，整體推進，才能取得實效，群眾才能受益。這樣的降價對解決看病貴是不是有效，實際來說這對整個醫療改革只是一個步驟，不是全部的問題。要解決看病貴的問題，除了降藥價以外，還要提高醫院的效益，特別是公有醫院的效益。如果把醫院的收入放在賣藥和檢查收入方面，那是不可能解決看病貴的問題的。另一個辦法是要大力發展社區的醫療機構，社區醫院成本低，一般來說藥品是不加價的。但是社區醫院缺乏資源，而且有的居民不相信社區醫院一個勁兒的往三級醫院去擠，反而造成了看病貴。所以醫療改革要從體制本身來加以改變，而不是僅依靠藥物降價。

　　回顧近年來全國性的20多次藥品降價，那些價格暴跌的品種幾乎都很“短命”，患者屢受買不到便宜藥的困擾。此次降價幅度大的部分基本藥物，前景也同樣不容樂觀。事實上，“限價令”執行第一天，南京就有藥店和醫院反映，一些基本藥物零售價降得比進價還要低。一家社區醫療機構負責人舉例說，某企業生產的阿苯達唑片，零售價從11.3元降到了6.4元，而該院的進價是9.5元;另一家企業生產的尼莫地平片，零售價從14.96元降到了5.5元，而該院進價卻是11.08元。類似的藥品，該院有十幾種。托管該院藥房的醫藥公司表示，此類不賺還要倒貼的藥品以后就不進了。一家社區醫院負責人則直言：“如果賣的品種虧本，就沒有必要賣。”

　　藥品“降價死”與醫院、藥店“斷供”有直接關系，其基本軌跡為：相關藥品價格隨著“降價令”執行而暴降，醫院、藥企因為無利可圖或者是“虧本買賣”而放棄經銷和生產，患者購買便宜藥的愿望隨之泡湯。

　　二、藥品價格過高及降價原因分析：

　　(一)藥品工商業競爭過度，互相壓價。由于國內醫藥行業重復生產嚴重，在競爭的壓力下，大部分企業降價讓利，無利銷售甚至虧本銷售。在醫療機構藥品招標采購中，部分藥品生產和批發企業，為維持其在醫療機構的市場份額，競相以低于成本的價格投標。相當部分生產經營企業以原價格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中標，個別企業甚至以原價格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價格投標，低價傾銷。部分政府定價藥品，特別是新藥，如干擾素、泛昔洛韋等隨著生產廠家的增多，社會平均成本下降，但仍按原研創廠家的生產成本定價，也必然會出現市場實際價格與政府定價的差別。

　　(二)生產流通環節不規范，價格虛高。由于藥品批發零售中普遍存在以高額折扣為主要推銷手段的不規范行為，價格越高、折扣越大，藥品越好銷售，因此產生了虛高定價的藥品定價機制，使患者蒙受了重大的福利損失。例如業內人士反映，某種最常用的抗生素，成本只要4元，而零售價居然標到了65元!其中藥廠給醫藥代表(推銷人員)的出廠價為11元，后者以36元批給醫藥公司(其中竟有20元左右的差價成為醫院與采購決策權有關的人員的回扣)，再由醫藥公司按39元賣給醫院，醫院最后以65元賣給患者。此外，部分地區還存在地方保護傾向，對本地一些產品成本審核不嚴，由此也產生了部分藥品價格虛高。

　　(三)生產經營條件不同導致成本差異。藥品的特殊性要求其從生產到流通都必須有嚴格的質量保證。實行藥品生產質量規范標準(簡稱GMP)是國際通行的做法，也是中國藥品生產的必備條件。據了解，一條生產線GMP改造需投入人民幣約二千萬元，全廠GMP改造需投入五千至六千萬元，甚至上億元。同種藥品，GMP與非GMP企業的生產成本存在較大差異，對于GMP企業來說，非GMP企業以及大量無環保、無質保的小企業有較大的降價空間。同樣，批發、零售企業由于對藥品質量保證條件不同(包括庫房面積、通風、溫度、濕度等等)，經營成本也不相同，對于達到流通企業質量規范標準(簡稱GSP)的企業來說，非GSP企業也有較大的降價空間。

　　(四)假冒偽劣形成非法暴利。生產銷售假冒品牌藥品，無需對產品研制以及市場開發的投入，非法藥商通過對知識產權和商標權的侵權行為獲得暴利。據調查，假冒藥品的生產經營成本一般僅相當于正當生產經營成本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在市場中占有絕對價格優勢。劣質藥品一般通過低限投料、減少裝量等手段降低成本，獲取利潤，在價格競爭中也占有明顯優勢。客觀存在的偷稅漏稅、銷售走私藥品等非法活動也為經營者提供了一定的降價空間。

　　三、藥品降價政策分析：

　　藥價降了一輪又一輪，老百姓卻感覺沒得到實惠，依舊有政協代表、人大代表提出議案，“管管醫院藥價!”“降價老百姓沒得到多少實惠!”。行業內專家指出，藥價“虛高”好抑，“實高”難捱。

　　藥價“虛高”易降。計劃經濟時代，醫院是絕對不能直接從藥廠進藥的，只能通過當時被稱為一、二、三級站的地區性醫藥商業公司來調撥，市場化之后，從前的一、二、三級站就變成了各地的醫藥流通主渠道，政府對于藥品流通，允許商業公司在銷售時順加作價。由于多年來龐大的藥品銷售網絡層次眾多，加上藥品市場開放后私人開辦的醫藥商業公司也開始參與競爭，致使藥品再到消費者手中時，每一個銷售層面上都被順加了幾個點，加上各種公關費用，藥價已經嚴重背離其實際價值了。由于對價格的監管不可能非常死板，所以盡管有反暴利的相關規定，但實際可操作性極差，在原有的藥價體系沒有崩潰之前，對“虛高”的藥價并沒有太多辦法。然而，隨著醫療體制改革的日益深入和對流通環節的清理工作，可以說“虛高”的藥價會漸漸被砍下來。

　　藥價“實高”難治。相比之下，藥價高昂的深層次原因短期內是難以解決的，這些硬傷可以被稱之為藥價“實高”。制藥產業的重復建設問題是導致藥價高昂的最主要問題，這個問題根本無法靠短期行政手段解決，只能夠通過長期的產業政策的調整來慢慢加以遏制。制藥企業經過淘汰，現在只有3200多家。然而這個數量仍然比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地區總和高出許多，每家藥廠都要吃飯，每個職工都要養家糊口，生產出來的遠超國人用藥需要的藥品都要賣出去，不依靠些非正常手段是無法做到的，而每一次非常規藥品促銷所產生的額外成本，最后都轉嫁到了每一個病患者頭上。

　　創新才有出路。藥價“實高”的另一大硬傷，是中國藥品基礎研究領域長期沒有得到正常發展。在去年公布的制藥企業銷售排名上，前十強里有七家是外資企業。基礎研究人員的奇缺與學術腐敗共同導致藥品研發“虛假繁榮”，一個個新藥做出來，一個個新藥賣得貴，一個個新藥消失了。

　　有人說，現在之所以選擇發展中藥，是因為中藥沒有標準，沒有標準當然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不用國際化，有13億中國人，夠賣。然而，人們現在離得開西藥嗎?在西藥研發上沒有突破，這一塊我們將永遠受制于人，西藥的價格也永遠昂貴。人們擔心在大力發展中藥產業的口號下，西藥的基礎研究將變成真空，當老一代仿制藥品退出歷史舞臺后，人們就更加用不起西藥了。誰都知道，與其說“發展中國中藥產業是我國“入世”之后面臨的又一重大機遇”，不如說，“入世”之后，再不搞中藥，中國民族藥業將面臨崩潰的危險，發展中藥是不得已而為之，也只有開拓創新，有自己的品牌和產品才真正有出路。

　　四、如何保證藥品降價政策落實?

　　一、保證藥品降價政策落實，有待于進行系統性的醫療體制改革

　　要從根本上抑制藥價虛高、解決“看病貴”難題，保證藥品降價政策落實，有待于進行系統性的醫療體制改革，而藥品降價硬被看作是這一改革的肇始。藥價虛高的主因不在于藥品的出廠價奇高，而在于醫院長期以來實行“以藥養醫”的體制。在患者購買的藥品價格中，出廠價約占30%，另有70%則是由中間流通環節和醫院 加價賺取。由于國家政策允許藥品加價(一般加價幅度為15%)，作為醫院的收入，致使醫生傾向于給患者多開藥、開貴藥，在一些醫院的收入構成中，賣藥收入占到了45%~70%不 等，無怪乎老百姓驚呼“看病貴”了。

　　二、由于發改委擬降低的是藥品的最終零售價，此類降價行為若能配套出臺取消藥品加價的舉措，價格降低的效應可能會被取消加價部分地沖掉，藥品的出廠價格不致受到太大影響。

　　然而，政策常常不夠配套。中央及各地物價部門管理藥品的價格，衛生部系統管理醫院對藥品的銷售與使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管理藥品的生產標準和市場流通。而解決老百姓“ 看病難”、“看病貴”的難題只有求助于系統性的改革措施，這需要國家設立綜合性的醫療改革領導機構。

　　單項改革難收實效。例如，單純降低藥品價格，難免不影響藥廠的贏利甚至生存。我國現有制藥企業近7000家，規模普遍偏小，技術研發能力低，大多靠仿制藥品來壓縮成本。藥品批發企業約有1.6萬家，競爭激烈，主要靠折扣等不正當競爭手段獲取贏利。再如單純取消藥品加價，則醫院收入勢必大幅降低，如若財政撥款不予增加，醫院必將提高醫療服務價格，“看病貴”仍是難題。

　　三、將醫療資源投入的重點轉向建設城鎮社區醫院和農村合作醫療系統。

　　公民享受基本醫療的藥品和服務的價格應該得到控制，這在西方發達國家如此，在不夠富裕的印度亦復如此。控制公民的基本醫保費用支出，有待于國家的財政扶持和醫院的非贏利定位，有待于良性的醫藥流通秩序的重構，有待于對《醫保目錄》藥品的價格規制，即有待于系統性的醫療改革。

　　此外，這種系統性醫療改革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公共政策的形成機制，如藥品價格的形成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