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與第一代農民工區別

　　人們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頭亂發”，但在本報等單位主辦的第四屆“民工招聘會”上，出現了不少與此大相徑庭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年齡普遍在25歲以下，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時不時地從包里掏出名牌手機;基本沒有務農經歷，受教育程度較高;他們與上一代農民工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觀和就業觀。

　　“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實實地待在最臟、最累、最“沒出息”的工作崗位上，不再省吃儉用攢錢往家里寄，更不會掙夠錢回家蓋房娶媳婦。在受到歧視時，他們會摔門離去。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春光用更為“學術”的語言對他們進行了描述：新生代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沒有務農的經歷，很多是從學校畢業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連基本的農業常識都缺乏;從動機上看，他們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將流動視為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發展的契機。

　　第一代農民工普遍將謀生作為第一目標，建筑工地是他們的聚集地，新一代農民工的目光則投向三產服務業、制造業、紡織業、電子業等行業，賺錢只是他們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們希望在城里買房，能像城里人一樣生活。

　　因為有著更多的企盼，他們找工作時也往往更“挑剔”。“雖然我來自農村，但這并不代表我對生活質量沒有要求。我同樣需要娛樂，需要交友，需要上網來了解全國各地的信息。”王玉明今年23歲，初中畢業，一家招工單位對他有意向，但因為單位地處偏僻，上網、外出都不方便，他一口回絕。

　　“我有技術，不愁工作，我要進大企業工作。我原來那家單位管吃管住，但早晨饅頭、咸菜加白開水;中午一年到頭都是炒白菜，這樣的生活，我不能忍受。”這是一個第二代農民工對找工作一直持觀望態度。

　　許多用工單位很需要這些人，但也對此表現出了相當的擔憂。“現在不少年輕人，在工廠有點不高興，什么也不想，馬上走人。”一家企業招工負責人曾說，用人單位有一部分認為，第二代農民工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敬業精神差。

　　五、歧視與城市融入

　　“民工”是“農民工”的簡稱。從社會分工角度來看，農民本來是一種職業，然而在中國農民自古以來就帶有身份的色彩。

　　改革開放以后，農村生產率的迅速提高，使本來就人多地少的農村有了大量剩余勞動力，當城市工礦產業改革邁開腳步時，大批農民涌入城市務工。其時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

　　城市對農民入城，既歡迎又有些排斥。農民進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臟、掙錢最少的工作，的確填補城市職業的許多空白，給城市居民帶來許多方便，也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然而，農民涌入城市也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使得城市居民對他們產生一種拒斥意識。

　　入城務工人員所受到的經濟上、政治上的待遇，與有城市戶口的工人相比確實也是“二等工人”。他們與有城市戶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業單位的管理人員還把他們當作另類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規定限制他們進入某些行業就業。

　　這些現象，不僅明顯違反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選擇職業、取得勞動報酬等一系列權利;而且背離了現代社會通行的文明準則，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平等規則，傷害了為數眾多的社會成員的尊嚴，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妨礙城市發展的正常化進程，甚至對目前的貧富兩極分化也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給人們直接的感覺，就是它放大著社會業已存在的不公。

　　六、心態問題

　　對大多數第一代民工而言，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過客”，他們來自農村，歸宿也在農村。

　　對于新生代民工來說，他們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來在哪里。他們向往城市，卻不被城市所接納;他們的根在農村，卻對農村日益疏遠。對他們而言，城市意味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意味著不一樣的前途，不一樣的命運。他們希望通過進城務工經商，告別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

　　外出的經歷更讓他們深刻地體會到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因此他們才發出了“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聲。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嚴格的戶籍制度、冷漠的社會歧視等一道道有形無形的門檻不斷粉碎著他們的城市夢。

　　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斷消解著他們對家鄉存有的情感認同和社會記憶，生活方式的巨大差異也使他們漸漸不再適應農村的生活方式。總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們真正成了既融不進城，也回不了鄉的“邊緣人”。因此，他們無法規劃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過且過的心態相當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