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

1．公共服務的投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公共服務覆蓋面太窄，這就有大量弱勢群體涌入。這些弱勢群體的成因，也是因為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造成的。而我們的公共服務投入在醫療、教育、社會保障這三項基本公共服務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已經建立的基本醫療、義務教育等公共服務，也在實施中被扭曲。比如義務教育演變成收費教育，醫療亂漲價、亂收費導致更多的人看不起病。

3．監管規則不完善、執行機制不健全。

（1）規則體系缺乏統一性，不同位階和部門的法律法規之間存在沖突，地方法規與國家法規之間存在矛盾。

（2）法規體系陳舊落后，不能適應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形勢的要求。

4．監管治理機制不健全。在政府對公共服務管理的過程中，政府部門仍然發揮著主導甚至惟一作用，包括行業協會、消費者保護群體、服務提供機構在內的利益相關者的積極性如媒體的作用未得到有效調動。

原因：

1．公共服務政策的制定、制度安排明顯地有失公平。這集中地體現在以國家固定投資為代表的公共設施的投入，多年來出現了“兩多”“兩少”的現象：即城市多，農村少；發達地區多，落后地區少。也就是說，我們在公共設施的建設和投入方面，農村和中西部落后地區，明顯處于弱勢，這直接影響到國家公共服務均等化在全國的實施，也有可能導致我們在政策制度方面出現結構性的風險。這是我們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方面有失公平的集中反映。

2．公共服務提供的體制成本太高。

（1）我們沒有一個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架構，中央和地方關系的架構整體上在公共服務提供方面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１９９４年實行分稅制，這個方向應該是對的，但是我們沒有建立起和中央財政相對集中配套、規范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特別是那些占財政轉移支付比重很大的所謂專項財政轉移支付項目，受到各種關系的影響較大，使我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基本體系效率不高。

（2）在我國，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主要是事業單位，但事業單位結構不合理，布局不合理的問題突出，內部管理、服務效率低的問題長期存在，特別是在市場化改革的影響下，很多公共服務提供機構，有明顯的營利化傾向，其行為與這類機構的組織屬性發生嚴重的背離。

3．政府缺乏嚴格的自我約束機制和統一的監管。政府花錢有沒有硬的約束機制，能不能花得比較公平，這些都是很關鍵的問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政府整體上缺乏嚴格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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