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論所給定的幾段或十幾段資料，從外在形式看，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1)先后有序數 歷年的申論給定資料，為了便于應試者對資料的閱讀和理解，對給出的資料總是標出一定的序數。序數有三種表現方式。

　　一是采用阿拉伯數碼形式標注。這里有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每一段使用一個阿拉伯數碼，體現一個整體的段落大意，或是單一的一個事件，或是社會現象的某一種表現，一般會出現十幾段或數十段，這種形式最早出現在國考和省市考的的前幾年，陳蓬認為近年已不多見;另一種情況是開頭使用一個阿拉伯數碼，但不是一個自然段，而是有幾段或十幾段構成一個完整的意思。兩種情況的表現形式雖然都使用阿拉伯數碼，但區別明顯。后者由于包含段落較多，所以上下段落之間有著完整的聯系，或是屬于一個整體，彼此有著邏輯關系。例子：

　　據報道，全國城鎮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救助水平最高的達到344元，最低的只有100元左右。而農村社會救助與城鎮低保相比，其救助水準顯得更低，以2002年為例，農村社會救助對象總數為6000萬人，得到救濟的傳統救濟困難戶為17174萬人，五保戶213.3萬人，其他救濟對象250.5萬人。以上三類人相加得到救濟的人數為2235.5萬人.年人均749元，月人均62元，如果按照會救助對象總數計算，月人均23元。在救濟方面，農民總數為3.7億人，直接經濟損失1717.4億元，國家用于災民生活的救濟款為40億元，人均10.8元，更是杯水車薪。

　　城鎮公民基本上得到了憲法所規定的物質保障權利，貧者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應保盡保;病者有醫療社會救助，大病不用愁，下崗者有社會救助，以待東山再起;老者有養老社會救助，頤享天年。而作為農村的公民對于憲法所規定的這種物質保障的權利部分不能得到，病者無醫療社會救助;失業者無失業社會救助;貧者(災者)所得到的定期社會救濟和臨時社會救濟并非是“應保盡保”，往往只有16%至50%的貧困者;老者得到救助的也并非是全體老人，只有“三無對象”的“五保戶”，甚至連“五保戶”也只有70%左右得到救助。目前，我國的農村社會救助處于一種無法律可依、無程序可循的無序狀態。(2007年浙江省申論給定資料)

　　二是采用材料(案例)一、二的序號形式標出。

　　材料一：

　　1、記者近日在農村采訪時發現，農村喪葬攀比性消費導致一個普通農民的葬禮就能消費掉一個普通農戶一年的純收入，葬禮消費和人情債成了農民經濟生活的一個沉重負擔，亟需引起有關部門重視。河北藁城市一位7l歲的農村老人張某不久前去世后，他的4個生活拮據的兒子集資為他操辦了一個體面的喪事，除去買棺材、火化、搭靈棚外，加上請戲和放電影、擺筵席等，總共花銷4410元。同時，張家辦喪事，收取了親友和村民送的7970元禮金。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類似這樣“一家死人，全村舉喪”的現象在當地非常普遍，有的農戶甚至變賣耕牛和生產工具操辦喪事。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科研處處長杜志雄說，重生重死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部分，農民操辦白事是維持鄰里關系的一種方式，是民俗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舉辦葬禮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比排場、比體面，而是為了寄托對死者的哀思。但如果因操辦白事而增加農民自身負擔影響了生產的投入，則是民俗文化的扭曲，和目前我國建設節約型社會的大背景也是格不入的。

　　由于基層文化的缺失，一些封建迷信活動正在悄悄入侵山區百姓的生活，山西省興縣康寧鎮，去年曾出現了一些宣揚諸如“哭就能升天”、“一人每天吃二兩飯就行”的邪教。一個叫高利春的村民告訴記者：“我們村，還有臨村的一些婦女、老人沒事的時候就聚在一起練功。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去山上吸氣(吸收仙氣)，大家圍在一起又哭又唱，說是能強身鍵體，僅我們村練功的人就近500人。”康寧鎮黨委書記牛貴崇說：“村里要集資辦點公益性事業，很難收錢，村里許多人都不愿意交，但那些邪教的錢村里人交的都很積極。”

　　2、每年的農閑時節，農村很多地方都要舉辦物資交流會等經濟活動，每當此時就有草臺班子上演“艷舞”(媒體已經多次報道批評)，可謂屢見不鮮，屢禁不止。究其原因當然是不法分子受利益驅動所為，為什么又有那么多農民兄弟爭著去觀看“欣賞”，甚至趨之若鶩呢?我看主要是因為農民的文化娛樂生活還不夠豐富，太單調，在很多農村可以說根本談不上有什么文化娛樂活動。事實上，正是由于監管缺位，才加劇了低俗的甚至是色情的文化向農村不斷蔓延。在湖南省懷化市侗文化城，一個每年接待游客數萬人次的文化旅游景點，如今竟有多人打著娛樂的旗號，干著色情勾當。據附近村民反映，以前這里曾因搞色情活動被曝光過一次，現在又死灰復燃了。

　　3、農民惟一的業余文化生活就是看電視、看電影，可是各家電視頻道和各家電影片商為了提高收視率，往往爭相播放都市言情劇、暴力、荒誕、王侯將相才子佳人等內容的片子，而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科學精神的內容往往受到排擠，真正反映農民生活的更少。

　　地市以下的基層電視臺都在播放什么節目?近期一些讀者反映，這些電視臺只干三件事：新聞讓領導露露臉;廣告密集得讓群眾翻白眼;電視劇看得觀眾分不清點。基層電視臺成為地方領導的亮相舞臺，成了一些部門的賺錢工具，而對群眾急需的農業生產技術、群眾渴求的文化生活問題，他們幾乎不予關注。近日記者到豫鄂交界的河南省唐河縣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調查。

　　一些群眾反映，廣大農民觀眾很希望能看到農業技術、農業法規以及農經信息方面的電視節目，因為這樣的節目能幫助大家了解政策、學到實用的技術，有利于切實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一位農民朋友感慨地說，中央電視臺已經開設了很多頻道，怎么不開通農業頻道呢?事實上，中央電視臺七套就是農業和軍事頻道，問題出在基層有線電視臺沒有及時發現受眾的需要，沒有轉播相關節目。

　　一位鄉黨委書記告訴記者，他所在的鄉電視臺就是靠平時播個廣告、農民紅白喜事點歌、點電視劇來養住自己的幾個人。

　　4、中國農業出版社是出版“三農”圖書的主力軍。該社圖書營銷部主任楊連增說，出版社每年出版新書1000種左右，加上重印的約800種。“三農”圖書品種不可謂不多，但大多數圖書發行量都很不容樂觀，許多書籍出來沒幾天就進了倉庫。

　　一邊是出版社“三農”圖書積壓，另一邊卻是許多農民家里無書可讀。廣西隆安縣城廂鎮寶塔村，是一個有1800多人口的種植大村。村支書余××是種植大戶，每年僅龍眼、板栗等收入就超萬元。但他家里惟一一本《龍眼高產栽培技術》，還是2002年在縣城新華書店買的。

　　該縣新華書店經理說：“三農”圖書在書店書種類中所占比例不到l/3。

　　造成出版社圖書積壓，許多農民家里又無書讀的現象，主要原因在于出版環節和發行渠道上。就出版環節而言，許多農民反映有的“三農”圖書讓人“看不懂”、“用不上”。

　　5、“農閑沒事干，不打牌干什么?”記者在西安市長安區新一村及小新村問及村民為什么喜歡賭博時，有些村民竟這樣回答。由此可見，文化生活匱乏是導致新一村賭博成風的根源之一。村民三三兩兩地坐在村頭及自家門口聊天。他們告訴記者，農閑時，都不知道該干啥才好，打牌成了他們最好的消遣方式。婦女們打打麻將，一般輸贏也就是幾元錢，但男人們覺得打幾元錢沒意思.用“二八杠”賭錢才過癮，“錢來得快，去得也快，夠刺激”。加上村上及其他部門制止不力，遂使賭風盛行。只有從慢慢健全農村社區建設、完善村務管理制度、豐富農民業余精神生活等方面入手，才能從根子上杜絕農村的賭風。村民們還說，現在還不是賭博的興盛期，到了冬天，村民們無所事事，賭博情況更嚴重。(2007年廣東省申論試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