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軍是民間公益機構“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主任。今年4月17日，關注全球問題的“斯科爾社會企業家獎”頒獎典禮在英國牛津舉行，來自中國的馬軍成為四位獲獎者之一，他也成為該獎歷史上第一個中國人。他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在20年前就關注環保，已形成一個堅定的認識，那就是，污染問題的解決必須要有公眾的廣泛參與，公眾參與的前提是信息公開。(4月22日新京報)

　　馬軍的獲獎，在情理之中又在預料之外。其創立的蔚藍地圖APP，在公益事業極為發達的國外，都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在國內更具有破天荒的價值。自然，其面臨的阻力與壓力也不難想像，并因此凸顯其成績的不易和作用的巨大。“污染地圖”獲得關注全球問題的“斯科爾社會企業家獎”，是國際社會對其做法的首肯，對其貢獻的贊賞，也是對其行為的鼓勵，并因此傳遞出共同保護環境的共識。

　　體驗蔚藍地圖APP之后不難發現，其翔實的信息量，鮮明的視覺沖擊，給人帶來了極強的震撼感。不過，相比于之前各種民間制作的信息圖，蔚藍地圖APP更有動態感和實用性，也更體系化、科學化和常態化。APP用戶可以據此對全國污染現狀有直觀的了解，并由此產生保護環境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一旦民間的力量轉化為一種共識和行動，對于公共管理機構和公權力也是一種有力的促進。

　　滿足了知情權，才能為監督權創造條件。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離不開社會的全面參與，更需要以社會共治作為基礎。從國外的經驗來看，一個強大的社會共治環境是實現社會有效治理的基礎，也是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強大力量。一方面，社會問題離不開每個人的參與和付出，并具有利他主義的基本情懷。食品安全、安全生產、環境保護或者低碳生活，需要“從我做起，從點滴做起”;另一方面，實現社會共治需要以社會力量作為支撐。現實中有一個強烈的對比是，在很多人眼中，外國友人似乎更“愛管閑事”并“極愛較真”，他們見到違反公序良俗的現象，總會想方設法進行制止或者干預。曾有旅居于外的人撰文說，自己在美國教育孩子時，如果聲音過大，鄰居就會出來干預，如果自己不改變態度，對方就會毫不猶豫選擇報警。這種處理方式，跟國內把其當成家務事，“事不關己”的態度，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在國外，環境污染問題之所以能得到改善，企業污染行為能得到遏制，公共管理機構不敢把污染企業視為“衣食父母”，就在于極強的社會責任心之下，公眾充分履行了自己的監督權，一旦發現了違法犯罪的行為，公眾就會堅決采取各種抵制和維權行為，或者向有關部門投訴，或者向法院起訴，共同參與去治理和解決違法犯罪行為。自然，在這樣的環境下，違法犯罪者將會為此付出極高的代價，而失職瀆職也將面臨道德與法律的雙重風險。

　　反觀國內，在消費維權上的意識還不夠強，據調查，消費糾紛雖逐年攀升，但八成以上由職業打假人發起。如果沒發生大的人財損傷，多數消費者選擇吃“啞巴虧”。在這樣的現實之下，馬軍的行為就更值得尊重，其團隊精心制作的“污染地圖”就難能可貴。假若每個人都能像他那樣，以微博之力和弱小之軀主動關心、參與社會事業之，才能促進民間力量的不斷壯大，社會共治的環境和氛圍才能成熟。總之，“污染地圖”獲獎是對社會共治的激勵，也是以如何優化社會治理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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