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參加了正在上海舉行的“2003中國國際電子政務技術與應用大會”，很欣喜地看到“電子政務年”我國在電子政務上的積極探索和興旺景象，我聽到了不少精彩的報告，看到了不少優秀的產品。一些廠商的報告更是高屋建瓴地介紹了其電子政務思路，旁征博引，最終落實在產品服務和技術支持上，令我贊嘆其立意之高、社會責任感之強。到底是國家級的盛會！到底是“國家級”選手！這種廠家想不成功也難。

　　相比之下，使我感到有些遺憾的是，政府的聲音、標準化的聲音相對來說太微弱。也不是沒有聲音，政府部門從上到下，對信息化的支持態度是明朗的，也肯定在各地的“電子政務”工程中起了很大的協調和推動作用，要不然不會有這么多的產品和研究成果。但是，在一個以“政務”為主題背景的最高級別的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中，政府僅僅以客戶和、支持者和推廣者的身份出現，顯然是不夠的。我以為，政府應該是制定、改進標準、監督標準實施的主體，而不是標準的被動接收者和旁觀者。

　　說到這里，有必要插一段話，介紹一下我自己的相關經歷，可能會讓我寫這篇小文的動機更明確些，不至于像矯情的“無病呻吟”。

　　我從1996年到1999年幾年期間在一所軍校的研究所工作，有幸參與了廣東省公安指揮中心、肇慶市公安局指揮中心等多個信息系統建設項目，我負責的是信息處理系統和信息集成。我們的信息集成在“百城聯網”和“網上追逃”等工作之前，以當時的技術條件來說是先進的、實用的，直到現在還在發揮著效益。這些項目是否對公安的其它信息化建設項目產生多大的影響不敢說，但應該是最早進行一定規模信息集成的。退一步，我至少可以毫不臉紅地說，我見證和體驗了一段時間的公安信息建設。

　　我那時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工程師，我的系統分析員資格在本單位、甚至在軍隊都鮮為人知。我只是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加上一種樸實的為客戶服務的想法做好一份工作。倒是公安的同志們十分的賞識，可惜人在行伍，身不由己，我不可能進入公安隊伍。但是我的“公安情結”從此種下，在為生計顛沛流離的同時，我經常反思：如果我再回頭來做項目，我應該怎么做；公安信息化有哪些進展？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推而廣之，我也同時特別關注公共應急類的項目建設，如針對SARS的信息報送系統。感謝一些與我一樣有社會責任感的系統分析員們，他們的無私工作使得中國的系統分析員開始成為一個群體，我們的聲音也越來越大。

　　也許我有點喜歡危言聳聽、推點及面。我的中心觀點是：中國的電子政務建設缺乏應用層的行業標準和領域標準；建立應用層的標準，應該成為電子政務建設中標準化組織和各行業/部門信息化領導部門的主要職則。

　　二、應用標準化的必要性

　　我的這一論調，可能會讓很多的人叫屈：我們不是沒有標準，我們的標準太多了。但是，從公開的資料來看，我國的電子政務信息標準只是一個標準框架，還沒有形成一個反映電子政務內容的應用層面的標準集。縱向看，僅涉及底層和頂層：有“元標準”和數據項目標準（如各種編碼標準、產品標準），但缺失了反映行業或領域應用的“內容標準”。打個通俗比方，XML和“元標準”是語法規則，應用層標準就是規定各種語境的“專業詞典”，沒有了專業詞典，文章是難懂的。

　　為什么需要應用標準？我還拿公共應急類系統“說事”。在對SARS的反思中，大家一致承認，“組織指揮不統一，信息渠道不流暢，應急準備不充分”，是造成巨大損失的主要原因（溫家寶總理語）。這次電子政務大會上，一位廠商朋友的話更是說到痛處：我們對SARS的勝利，是行政力量的勝利，而不是信息力量的勝利；事實上，信息的力量可以說是“慘敗”。（關于SARS及應急類系統建設的思考，我曾在其它文章里闡述。）

　　那么，為什么不建立一個應用級的標準，來規范疾病控制相關的研究體系（病毒研究、遺傳學研究、傳染病學研究等、藥物研究）、執行體系（醫院、基層疾控單位、社區）和后勤體系等相關體系之間的信息交換？有標準和沒有標準的區別在于：標準化系統的集成，可以形成一個有智能的信息傳輸體系--利用這個體系，指揮者可以根據病情/疫情、研究進展和控制措施的階段性要求來調整信息傳輸、獲取信息。簡單地說，疫情初期、中期、后期，整個指揮系統中的信息流轉方式和內容是動態的、可調整的，--要達到這種目標，不需要統一推廣某IT廠商的應用產品，甚至不需要一個統一的技術架構，唯一要求是醫療、疾控、研究各系統遵守關于“SARS”的同一個領域標準。

　　公安系統的信息化中也是一樣。做過公安應用系統的人，都知道公安信息“五要素”，利用“五要素”可以理順主要的公安業務。我在六七年前就開始實現了一定范圍的信息集成，但是至今還沒有見到過關于“五要素”應用級的流程和信息交換標準。如果有了標準，各級公安機關就可以實現條塊之間的信息交換，替換以往在指揮中心運行多個信息系統來進行統一指揮的方式。甚至可以根據需要把指揮調度權和知情權在不同的機構中動態配給，真正實現網絡化的協同和虛擬指揮，而不僅僅是把各相關系統的指揮人員進行行政的集中。--要達到這一目標，也不需要推廣新的產品和技術，只需要一個標準，以及一些基于標準的集成工作。

　　這次大會推介了一個“社會聯動應急系統”產品，據說借鑒了美國“911”后應急指揮系統建設的一些經驗和國內的一些研究成果。從技術提供商的角度來看，應用產品應該是個好的產品，否則也不會獲得在多個城市試點的機會；但從需求角度看，我認為，對于信息條塊林立、同時對協同要求極高的狀況，各級公安應用部門迫切需要的應該是應用的整合和信息的集成，而不是新一輪的產品推廣。

　　“急用先上”是國家標準化組織提出來的標準建設原則。那么我認為至少在我所關注的疾病控制和應急指揮領域，是時候推出一個標準了！僅有“元標準”是不夠的！

　　也許，在一些人看來，SARS過后談“標準化”是“馬后炮”。不！確切地說是亡羊補牢。從公共媒體上得知，SARS過后，國家和地方衛生部門投入了大量的資金進行研究（當然也包括信息網絡方面的改善），相關的研究部門已經展開了一場資源爭奪大戰。應急指揮方面，由于預見到我國將要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世界舞臺，許多大城市開始了應急指揮系統的建設。重視信息化建設固然是好事，但盲目、多頭地重復建設，不加強信息交換標準化的力度，這股熱潮只會導致一輪新的信息割據大戰！啟動“電子政務”的初衷是為了公開政務、聯結政企政民政政，而不僅僅是把一群小小的“信息孤島”變成一個個規模較大的“信息山頭”。

　　我作一個保守的推斷：如果國家標準化組織能會同有關業務領導部門充分作為，推出一系列領域標準，在“急用”的領域推出一系列領域標準，不僅能節省一半以上的社會成本，而且將使得電子政務的軟件建設更加“可視”、可控、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