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Google宣布投入1.5億美元，與哈佛、斯坦福、牛津、密執安4所大學的圖書館以及紐約公共圖書館合作，掃描藏書并建立網絡查詢系統，并最終將多達5000萬冊的圖書放到網上建設一座“網絡上的亞歷山大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館長、著名歷史學家讓內伊立刻在《世界報》上將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的這一構想斥之為英語帝國主義的又一輪侵略:
“Google提供的是令人目眩的數字——45億頁書籍。人們面對這一遠大前景最初的反應，也許是純粹的喜悅。但是我們需要看得更遠些。某些巨大的問題同時產生了，除了表面上這種自由免費的資源共享與科技文明帶來的令人目眩的好處，我們還發現了一種危險，美國在觀念領域的壓倒性統治，將對未來一代看待世界的方式產生嚴重影響。那些參與這個計劃的圖書館，對于其他國家的文明當然是慷慨而開放的。然而，這一選擇的標準將受到盎格魯－撒克遜種族思想的劇烈影響，并因此影響到人類文明的多元化。”
歐洲國家對于美國文化集權的怨恨可以說由來已久，早在1901年，英國作家威廉斯·特德就在自己的巨著《世界的美國化》中,擔心這個大西洋彼岸的鄰居將利用自己龐大的經濟實力把各種粗鄙的意識形態加諸于歐洲國家。為何偏偏是英語？拋開陳腐的經濟決定論，劍橋大學語言學家吉拉爾德·祖克曼在他的論文《全球化時代的身份》中，認為以英語為載體的美國霸權其實是歐洲各國文化成果融會貫通，再不斷將其反饋的結果，例如上世紀30年代好萊塢電影對于英國正統表演法的偏好，促使它早期的明星，從加里·格蘭特，到凱瑟琳·赫本，都以純正的英國口音與遵守劇本要求聞名。而到了1951年，當接受蘇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法的馬龍·白蘭度在《欲望號街車》里帶著濃重的鼻音，含混地朗誦臺詞，并按照自己的理解詮釋角色時，這種更適合電影表現風格的做派使好萊塢順理成章地拋棄了莎士比亞所制訂的金科玉律，并為一系列性格派演員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大眾文化與跨國資本的力量重塑了全球的經濟、地理，乃至意識形態的地圖，比如一個印度沃爾瑪員工的思想可能更類似于一個遠在倫敦的白人同事。又或者我們提到中文的‘冰’時，時髦的中國都市白領可能想到的是以麻黃素為原料的毒品。但這一切也使美國為它的全球化付出了代價。”喬治城大學外交政策研究員約翰·布朗說：“在20世紀初期，英語只有兩種變體，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而現在英語本身已經成為一個龐雜的語族，不再是美式流行文化所獨占的載體，這也使得美式英語喪失了它本身的創造靈感，非洲英語，印度英語乃至中國英語卻成為重塑全球流行文化的新生力量。”
當任何一個亞文化族群大到一定規模的時候，登堂入室就成了它順理成章的選擇。從去年開始，百事可樂將自己“Ask for more”的廣告詞改變成了印度英語（Hinglish）味道濃厚的“yeh dil maange more”，而老對頭可口可樂也不甘示弱，把自己的“生活理應如此”改成了“Life ho to aisi”，很有點周星馳“I服了you”的味道，這些恐怕都要歸功于印度擁有的11億人口。2003年，英籍印裔女導演古蓮達·查達操刀《愛上貝克漢姆》，雖然影片的發行公司是20世紀福克斯，但影片的整套班子都是非好萊塢出身:主角是寶萊塢明星，攝影指導林良忠是李安低一班的同學，曾擔任《推手》、《喜宴》和《飲食男女》的攝影，影片中充斥著“how is your banana？”等Hinglish調調的對話，但誰也不敢小看他們，寶萊塢電影的觀眾在2002年達到了3.6億，已經接近好萊塢全球觀眾量的1/3。“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印度年輕一代并不把英語當作令人敬畏、一成不變的母國語言，而是靈活多變的時髦交流工具，跟網絡、移動電話一樣。”古蓮達·查達說。
今年1月底，埃米納姆的新專輯《Encore》上市，短短3天就狂賣71萬張，上世紀90年代“政治說唱”的靈魂人物Chuck D夸耀說hip-hop就是黑人的CNN，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了美國青少年的語言和心理導師。《紐約客》專欄文化記者瑞貝卡·米德在《消費主義的反叛》中生動地描述了這些從東京到紐約，被稱為“Gunero”，沉迷于hip-hop黑人街頭文化的青少年。這些身份與意識截然分離的Y時代青年故意曬黑了臉蛋，留著黑人獨特的地壟溝式發型，身著ESDJ、FUBU品牌滑板服飾，習慣將非洲式英語所特有的雙重否定、吞音與俚語掛在嘴邊。即便在語言完全不同的中國，許多滑板族孩子也會固執認為“Bad”的原意就是“棒極了”。從2004年春季開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系正式開設了一門名為“城市流行語言”的課程，這門新興人類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是一直被中產階級所不齒的黑人說唱音樂，課堂上學生們開始一本正經地聽吹牛老爹——埃米納姆與50分的饒舌。
比不斷壯大的英語亞文化民族更打擊傳統英語文化霸權的，就是標榜信息民主的網絡技術。根據美國哈佛大學世界語言研究所的統計，去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嘯發生后，在全球各種媒體上“海嘯”這個名詞大約出現了2700萬次，是往年平均數字的8倍。由于頻繁的報道，日文單詞“tsunami”已經升級為這一地理災難現象的全球通用術語，即變成了一個科技范疇的英語外來詞，而長期使用的英語詞組“tidal wave”被逐漸排除;本年度好萊塢熱門電影《杯酒人生》，也使法語單詞“黑皮諾葡萄“（Pinot）成為今年世界語言研究所統計出的最熱門網絡電影詞匯。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生喬·洛德在1996年發表了一篇名為《拒絕網絡英語》的文章將網絡英語稱為“高附加值語言”，認為這種幾乎可以與計算機程序語言相媲美的英語表達方式，本身沒有任何領土與生物進化背景的網絡英語，不僅使全球化進程得以加速完成，也可以使長期處于經濟和文化劣勢的后殖民地區和人群迅速獲得平等。作為試驗，2003年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在對2185組網絡即時交流信息進行了研究，發現這些談話的高度趨同性可以使交流者本身的種族與文化背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并且平均每個句子的長度只有5.4個單詞，22%的信息只包含一個單詞或圖像表情，各種縮略語被大量使用。似乎這一切都在證明半個世紀前諾·維納就在他那本《控制論與社會》中所宣稱的:一種語言形式如果由于自身有用和有生存價值而生存下來的話，那它一定是采取了一種接近最適當的信息分布形式。
網絡英語是否就是未來烏托邦的基石？至少老數碼朋克威廉·吉布森不這么看，他甚至端出了英國作家安東尼·伯吉斯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發條橙》。在小說中，伯吉斯為亞歷克斯等未來無節制消費社會中尋找自我的失落一代發明了“納查奇語”這種混合了斯拉夫語、英語的未來派語言，以其無所不包的詞根顯示著后現代文化在迅速吸收了一切后無法精確定義它的能指的窘境。■
英語的中國市場
根據英國文化協會的統計，最近10年內，世界上有20億人在學習英語，有30億人能應用英語;非英語國家說英語的人數是英語國家的3倍;亞洲有3.5億人能使用英語,是美國、英國和加拿大使用英語人數的總和;中國有近1億的兒童在學習英語。
記者◎于萍
2月22日，英國《衛報》稱，英財政大臣戈登·布朗在訪問中國時說，過去5年里，英國教育輸出量已經翻了一番。現在英語教學年輸出利潤高達100多億英鎊，占英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和出口總額的4%。在未來20年里，中國說英語的人數將是全世界母語為英語的人數總和。布朗將龐大的中國英語教育市場稱為“一個巨大的機會”。
北京新東方學校校長周成剛印證了戈登·布朗的觀點，他曾經擔任BBC亞太部記者和節目主持人，他說:“英國人已經把英語作為一個產業。他們通過留學、推銷本國文化等各種方式來推銷英語。英國這個國家各方面都在衰退，現在英語已經被當作救命稻草。中國又是個巨大市場，他們將英語推銷到中國，進而宣揚自己的文化、歷史。這方面美國就有文化霸權的優勢，所以他們從來不刻意推銷英語。英語之所以流行，與這門語言所代表的國家有關，這些國家強大、受人仰慕。我們為什么不學習埃塞俄比亞語？中國現在作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漢語越來越受到世界的重視，中國人的滲透能力也無與倫比。國外任何一個國際大城市的中國城都在市中心，這些人形成自己的社區，無形中也傳播著漢語。但漢語要在世界范圍內的普及程度達到現在英語的水平，不是短期內可以實現的。”
中國英語學習熱的起點，似乎可以追溯到1978年。這一年1月18日，《北京日報》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為《理論戰線——以革命導師為榜樣努力掌握外國語》，文末發出這樣的號召:我們一定要胸懷大志，努力掌握外國語這個武器，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貢獻自己的力量。同年12月23日，《中國青年報》一篇紀念毛主席誕辰85周年的文章里出現了這樣一個細節:毛主席到了晚年，工作繁忙，但仍抽空學習英語，一個單詞也要讀上十幾遍。工作人員見他如此刻苦，就問，毛主席，您都這么大歲數了，為什么還要學習外語？毛主席親切地告訴她，這是斗爭的需要。這兩篇報道可以看作是中國英語學習熱興起的前哨。1981年1月14日，國務院頒布了《關于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出國留學之路被打通，當年首次托福考試，考生只有285人，兩年后就漲到2500人，1985年達到8000人，1986年則漲到18000人。
中國推倡英語學校教育的發軔，始于1984年。當年英語以一門主科的地位入主高考;1987年9月，大學開始實行英語四級考試;1989年1月，大學英語六級考試實行。據北京大學英語系教研室主任林慶新副教授介紹，四六級考試的初衷是為考核大學英語教學提供一個統一標準，同時也反映了政府對英語學習的提倡。1986年，我國將職稱評定與一定的外語水平聯系起來。自此，科教文衛各行各業的專業技術人員參與評定職稱，也必須通過外語水平測定。林慶新教授說，經過“文革”后近10年的醞釀，建國后的第一次英語學習熱潮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興起。
1993年，第一部反映出國熱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在國內熱播，同一年，眾多民間英語培訓機構涌現——如李陽的“瘋狂英語培訓班”，以及日后影響頗廣的新東方學校等。2001年北京申辦奧運會，在中國代表團最后一次陳述報告中，北京市市長劉淇有這樣一段話:“60萬以上的志愿者隨時準備投入到奧運會的所有工作中，我們的市民，無論老幼，正積極學習外語，以便各國來賓在北京都將受到來自本國語言的歡迎。我想告訴你們，我過去是學俄語的，但是現在正在和市民們一起學英語。”申奧成功后，全民英語熱再度興起。民間英語培訓機構如雨后春筍，也成為識時務者的生財之道。據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英語中心、新浪外語、擇校網聯合發布的《2004年知名外語機構調查報告》透露:截止到2004年，英語培訓機構總數不下5萬家，國內英語培訓的市場總值已達150億元人民幣。這背后是數量驚人的英語學習愛好者。以新東方學校為例，1994年接受新東方英語培訓的是3558人，2004年培訓人次達到75萬。北京新東方學校校長周成剛說:“現代人活得極有目的性，英語熱不過是‘需求’二字。”
2004年中國學術界與媒體出現過一場名為“漢語保衛戰”的爭論，有學者指出，“我們固有的漢語傳統正在面臨著種種怵目驚心的變化”，“漢語出現了失語現象”。2005年2月25日，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在2005年度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說，對于重視外語學習和使用而忽略或削弱本國語言文字學習和使用的現象，要予以糾正。
對于英語風行對漢語的影響，北京大學英語系教研室主任林慶新副教授說:“語言是平等的，沒有優劣之分。但語言的發展也是適者生存。英語的風行豐富了漢語詞匯;英語本身也有發展規律，比如越來越直白，但其語言的大規律是不會變的。”林教授并不認為語言本身的特點會導致某種語言流行，更多的是來自語言背后的社會學原因。■
為什么是英語？
學者戴問天在《為什么是英語》一書中，試圖解釋英語在全球流行的原因。他認為原因有四:一、“日不落帝國”的興起，帝國地跨全球，英語的使用范圍也地跨全球;二、20世紀前英國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的地位，讓其他國家在生意面前不得不學習英語;三、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二戰，讓美國成為“世界工廠”，輸出軍用物資的同時，也把英語運到世界各地;四、唱片、廣播、電影、電視等公眾傳媒傳播“美國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傳播著英語。
這些原因在中國歷史上皆可找到對應。香港在被英國割占后就出現了教會學校，除了傳教外還教授英語。這是延續至今的“英中學校”的萌芽;英國1664年就在廣州開設了貿易站，當時輔助貿易交流的語言是“洋涇浜”，如今有些詞沉淀下來，倒成了方言，比如上海話中的“盎賽”（on sale）。抗日戰爭時期，美軍觀察組給延安帶去許多軍用物資外，還帶去了國外出版物與英語。據記載，美軍觀察組經常把從美國帶去的最新影片放給八路軍官兵看，像“米老鼠”等動畫片當時還在延安引起關注。
美國《新聞周刊》在3月7日一篇名為《不是女王的英語》的文章中，再度對英語現象作出解釋——現代科技的傳播被放在助長英語傳播的首位。根據英國文化協會的統計報告，世界80%的電子產品說明用英文撰寫;66%的科技論文使用的文字是英語。在英國倫敦學習計算機的一位烏拉圭學生說:“英語對于計算機學習者異常重要，因為計算機語言使用的就是英語。”計算機的普及也給英語世界帶來新的變種——微軟英語（Microsoft English）。
《新聞周刊》認為，英語流行的另一原因是職業發展的需要。據英國文化協會專員大衛·格萊托說，一個世紀以前，只有外交官或CEO這樣的精英人物才在工作中需要使用英語，現在情況則完全不同，全球化的需要，最普通的職員都要掌握英語。2003年，英國政府將國內全部呼叫中心業務轉移到印度。印度一個英語培訓學校的教師說:“英語意味著一門技術，只要掌握了這門技術，就可以獲得呼叫中心的‘高薪’工作。”而布拉格一個英語培訓中心的職員這樣形容全球化與英語的關系:“世界的門打開了，外面的人對我們說‘Hello’。”
上述原因被認為是美國視角，但身邊的事實告訴我們現實的需要正是英語流行的最重要原因。以出國為目的自不必說，語言的斗爭在都德的小說《最后一課》中，作者通過帕麥爾之口說:一個民族即使被外國占領和奴役了，只要人們不忘記祖國的語言，他們就有復國的希望。但在語言學家眼中，這種流行的觀點并沒有語言學的證據，反駁的依據是，語言出現于史前，先于民族和國家而存在（顏治強：《世界英語概論》）。但捍衛民族語言的勢力一直在行動。在印度，甘地早在1908年就發出警告:“給人們灌輸英語知識，等于奴役他們。”上世紀60年代，孟買的《潮流周刊》一個諷刺專欄風行一時，該專欄盡可能地為印度英語張目，每篇的壓卷語都是:“抵制英國英語。”近100年后，這種抵制英語的斗爭仍在繼續。
實際上英語本身在傳播過程中也悄悄改變。《牛津英語大辭典補編》的主編羅伯特·伯菲爾德曾說過:“當在8世紀人們首次記錄英語時，它已經有分裂的傾向。在未來的世紀里，它將繼續分裂和再分裂，直至具有百面千相。英倫三島和其他母語國家的英語口語已經夠五花八門了，將來仍免不了進一步改變形態和風格。任何語言工程和語言立法都不能阻止將來的變化。”■
1600年間的英語
1968年，英國的殖民地南也門獨立前夕，最后一任英國總督主持了一場晚宴，英國國防大臣丹尼斯·希利也參加了。末任總督在舉起最后一杯雞尾酒、米字旗即將在亞丁灣降下的時候，對希利說:“閣下您知道嗎，我認為長遠看來，大英帝國將僅僅因為兩個東西而被人銘記。”希利當然有興趣知道能夠不朽的是哪兩個東西。“足球，以及fuck off（滾開）這個詞。”
英國人也該知足了:自公元5世紀英語被帶到不列顛起，直到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世紀轉折點上，世界上說英語的只有英格蘭人、威爾士人和蘇格蘭人。時至今日，有4億人以英語為母語，有2.5億人以它為第二語言，有10億人在學英語，到2050年世界上將有1/3的人口通曉英語。
公元5世紀中葉，盎格魯、撒克遜和朱特等日耳曼民族侵入不列顛，他們的方言融合成了古英語，英語自此宣告誕生。公元9世紀英國又遭到斯堪的納維亞人的大規模侵略，他們在英國許多地方定居，并且和英國人通婚。他們把自己的語言也帶到了英語中。當代英語They are ill（他們病了）這樣一句話的三個詞全來自斯堪的納維亞語。
公元1066年，諾曼人從法國北部侵入英國，占領了這個國家。諾曼人的語言是法語的一種方言。他們成為英國的統治階級，他們的諾曼語也就成了英國政府、教會和學校的官方語言，上流社會都說法語、寫法語，英語只為老百姓所用。在現代英語中，羊是sheep，而用mutton專指羊肉;豬是pig，而用pork專指豬肉;牛是cow，而用beef專指小牛肉，這都是諾曼人的入侵造成的結果。當時飼養豬、牛、羊的老百姓說的是英語，這些動物的英語名稱沿用了下來。但他們所飼養的這些家畜卻是供給說法語的諾曼人吃的，因而這些動物的肉的名稱就借用了法語的，不然食肉的法國人聽不懂。再者，如果沒有諾曼人入侵英國這段歷史，“英國人甚至只能做人（man）而做不了紳士（gentlman），因為gentle它來自法語”。很多法律術語也來自諾曼語，比如indict（起訴）、jury（陪審團）、verdict（裁決），因為諾曼人掌管著法庭。
多種語言融合而得的英語有語法簡單、詞匯量大兩個顯著特點。英語的句子結構簡單、自然，合乎邏輯思維的自然順序。希臘語和拉丁語都是比較死板的語言，有嚴格的規則，無法與時俱進。英語則比較開放。英語有80%的詞是從其他語言借來的。古英語的詞匯有5萬到6萬個，現代英語詞典收的詞條足有75萬之多，大量的外來語豐富了英語詞匯，使它成了世界上詞匯量最大的語言，表達能力特別強。17世紀的英國詩人埃德蒙德·瓦勒寫道:“追求不朽的詩人要讓自己的詩作刻進大理石。我們寫在沙上，而我們的語言生生不息。我們的詩作像潮水一樣，不停流淌。”
加拿大約克大學的一位女教授在《心理學和衰老》雜志上發表文章說，懂或者使用兩種語言能減緩大腦的衰老。“也許奧登的名言‘時間……敬畏語言’永遠也無法得到證明。但是現在好像想反抗時間的人就要倚重它了。”要想防止老年癡呆，首選英語，因為它的語法簡單容易入門，又因為它的詞匯量大、一詞多義，很難做到精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