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稅收負擔的指標體系

　　一般地，在一國經濟不斷發展變化的情況下，實踐中都采用稅收負擔率來衡量稅收負擔。稅收負擔的衡量指標可以分為宏觀稅收負擔指標和微觀稅收負擔指標。

　　1.衡量宏觀稅收負擔的指標

　　衡量宏觀稅收負擔的指標具體是指全社會稅收總額與社會產出總量或總經濟規模的對比關系。衡量宏觀稅負的指標主要是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負擔率和國民收入負擔率。

　　(1)國民生產總值負擔率是指一定時期(通常指一年)一國稅收收入總額占該國同期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該指標反映的是一國在一定時期內所有產品和服務負擔稅收的程度，通常代表一國的積累程度和稅收總水平。其計算公式為：

　　國民生產總值稅負率=稅收總額/國民生產總值

　　(2)國民收入負擔率是一定時期內一國稅收收入總額占該國同期國民收入總值的比率。國民收入稅負率更能準確地衡量一國總體的稅收負擔水平。其計算公式為：

　　國民收入負擔率=稅收總額/國民收入

　　同國民生產總值負擔率相比，國民收入負擔率更能準確的衡量一國總體的稅收負擔水平。

　　2.衡量微觀稅收負擔的指標

　　衡量微觀稅收負擔的指標主要是指納稅人負擔率，即一定時期內某納稅人(包括企業和個人)繳納稅額占其收入的比率。

　　(1)全部稅收負擔率。即企業(或個人)交納的各項稅收的總和與企業總產值(或個人毛收入)的比率。其計算公式為：

　　全部稅收負擔率=企業(或個人)各項稅收之和/企業總產值(或個人毛收入)

　　(2)直接稅負擔率。即企業(或個人)交納的全部直接稅與其收入的比率。

　　實踐中多采用純收入直接稅負擔率的指標：

　　純收入直接稅負擔率

　　=企業(或個人)一定時期內繳納的所得稅(包括財產稅)/企業(或個人)一定時期獲得的純收入

　　(三)影響稅收負擔的主要因素

　　影響稅收負擔的因素主要包括經濟因素和稅制因素。

　　1.經濟因素

　　(1)經濟發展水平或生產力發展水平。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其稅收負擔水平的決定性因素。一般來說，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稅收負擔也要高一些。

　　(2)一國的政治經濟體制。一國的分配體制也會影響其稅收負擔水平。如果國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形式主要是稅收，稅負水平則相對較重。

　　(3)一定時期的宏觀經濟政策。國家在一定時期實行的財政稅收政策會對稅收負擔形成直接影響，一般地說，當國家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時，需要增加稅收，減少財政支出，這時稅收負擔會加重。

　　2.稅制因素

　　(1)課稅對象。也叫做征稅對象，是稅法中規定的征稅目的物，在其他因素既定的情況下，課稅對象的范圍和數額越大，稅負水平越高。

　　(2)計稅依據。又叫稅基，據以計算各種應征稅款的依據和標準，在同樣的稅率標準下，如果納稅人計征所得稅時允許其扣除許多項目，則會使計稅依據縮小，從而使納稅人的實際負擔率低于名義稅率。

　　(3)稅率。應納稅額與課稅對象之間的比例，在其他要素不變的情況下，稅率直接決定著稅負的高低，即稅率越高，稅收負擔越高;反之，則越低。稅率可以分為比例稅率;累進稅率和定額稅率

　　(4)減免稅。這是使納稅人稅收負擔減輕的因素。減稅是從應征稅款中減征部分稅款;免稅是免征全部稅款

　　(5)附加和加成。這是使納稅人實際負擔的稅收加重的因素。

　　二、稅收負擔的轉嫁與歸宿

　　1.稅負轉嫁與歸宿的概念

　　稅收負擔轉嫁是指納稅人通過各種途徑將應交稅金全部或部分地轉給他人負擔從而造成納稅人與負稅人不一致的經濟現象。

　　稅負歸宿是指稅收負擔的最終歸著點。

　　2.稅負轉嫁的形式

　　稅負轉嫁的基本形式有以下四種：

　　(1)前轉，亦稱“順轉”，指納稅人在進行商品或勞務的交易時通過提高價格的方法將其應負擔的稅款向前轉移給商品或勞務的購買者或最終消費者負擔的形式。一般認為，前轉是稅負轉嫁的最典型和最普通的形式，多發生在商品和勞務課稅上。這種形式下，名義上的納稅人是商品和勞務的出售者，實際上稅收的負擔者是商品或勞務的消費者。

　　(2)后轉，亦稱“逆轉”，指納稅人通過壓低生產要素的進價從而將應繳納的稅款轉嫁給生產要素的銷售者或生產者負擔的形式。后轉的發生一般是因為市場供求條件不允許納稅人提高商品價格，使之不能采取前轉的方式轉移稅收負擔所致。

　　(3)消轉，亦稱“稅收轉化”，即納稅人對其所納的稅款既不向前轉嫁也不向后轉嫁，而是通過改善經營管理或改進生產技術等方法，自行消化稅收負擔。

　　(4)稅收資本化，亦稱“資本還原”，即生產要素購買者將購買的生產要素未來應納稅款，通過從購入價格中扣除的方法，向后轉移給生產要素的出售者的一種形式。稅收資本化主要發生在某些資本品的交易中。

　　3.稅負轉嫁的條件

　　(1)商品經濟的存在。

　　(2)自由的價格體制。

　　稅負轉嫁在社會主義經濟條件是客觀存在的，使稅負轉嫁在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中發揮積極的作用是一個有益的問題：

　　第一，可自覺地利用稅負轉嫁機制，實現一些調節目標。

　　第二，稅負轉嫁對于企業來說是一個利益驅動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