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1） 　
  　比爾·多諾汶肯定會喜歡網絡。這位美國間諜大王對情報著迷，他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建立了戰(zhàn)略事務辦公室，后來又為中央情報局的成立打下了基礎。多諾汶相信，在諜報職業(yè)這個“大游戲”中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如今，互聯(lián)網已經改變了買書和寄信這樣的日常活動，也正在改變多諾汶曾經從事的這個職業(yè)。　　最近的這次革命性的改變不僅僅是一個人偷看別人的電子郵件的問題，這樣的電子間諜活動已經存在了數十年。在過去的三四年中，國際互聯(lián)網已經派生出一個可稱為點擊諜報的完整的產業(yè)。間諜們把它稱為“公開來源情報”。隨著互聯(lián)網的增長，這樣的情報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1995年中央情報局舉辦了一個競賽，看誰能夠收集到關于“布隆迪”的最多信息。勝者勝出了一大截，卻是弗吉尼亞的一家小公司，名為“公開來源解決方案”，它的明顯優(yōu)勢是它對電子世界的把握。　　
    在這個新的電子世界中最引起轟動的是一個叫司特雷福的公司，它是得克薩斯州奧斯汀市的一個私營的情報分析公司。該公司的業(yè)務是將覆蓋全球各個國家的情報銷售給“麥克德莫國際”這樣的能源公司。它的許多預測在網上都可以查閱，網址 www.straitford.com。　　該公司的總裁喬治·弗萊德曼說，他把網絡世界視為情報收集和情報發(fā)布兩方面相互增強的工具，是間諜們的夢想。上周，他的公司正在從遠在世界的另一角落收集零散的信息，并預測在烏克蘭將發(fā)生一場危機。“一旦這個報道發(fā)布，我們將從烏克蘭突然新增500個瀏覽用戶，”弗萊德曼，一位前政治科學教授說，“我們將聽到其中一些人的回應。”當然公開來源的諜報活動的確有它的風險，因為很難區(qū)分正確與錯誤的信息。這正是司特雷福公司掙飯吃的地方。
　　弗萊德曼只在奧斯汀市雇用了為數不多的雇員。其中的一些有軍事情報工作背景。他把公司的“局外人”地位視為它成功的關鍵。司特雷福公司的簡報聽上去不像華盛頓當局常常提供的躲閃的言辭，政府機構往往避免發(fā)布引人注目的言論，因為這些言論可能出錯。弗萊德曼說，司特雷福公司為其獨立的聲音而感到自豪。

    2003（2）
　　18世紀政治家埃德蒙·柏克曾說過類似這樣的話，“一個被誤導的事業(yè)如果要成功，它惟一需要的是好人無所作為”。一個這樣的事業(yè)現在正在尋求終止生物醫(yī)學的研究，因為有這樣一種理論說，動物享有權利禁止它們被用于實驗。科學家應該對動物權利鼓吹者做出強有力的回應，因為他們的言論混淆了公眾的視聽，從而威脅到衛(wèi)生知識和衛(wèi)生服務的進步。動物權利運動的領導者將矛頭指向生物醫(yī)學研究，原因在于它依賴公共資金的資助，并且很少有人懂得醫(yī)學研究的過程。當人們聽到醫(yī)學實驗虐待動物的指控時，許多人都不明白為什么有人會故意傷害動物。　　例如，在近期的一次集市上，一位老奶奶站在動物權利宣傳點前散發(fā)小冊子，規(guī)勸人們不要使用動物制品和動物實驗制品——肉類，毛皮，藥物。當被問到她是否反對免疫接種時，她問疫苗是否來自動物實驗。當被告知的確如此，她回答道，“那么我不得不說，是的，我反對接種”。當被問到瘟疫爆發(fā)怎么辦時，她說，“不用擔心，科學家會找到一種方法，用計算機來解決問題”。看，這樣好心的人們就是不明白。
　　科學家必須把他們的意思傳達給公眾，并且要使用有同情心和通俗易懂的語言，一般人能夠明白的語言，而不要使用分子生物學的語言。我們需要說明動物實驗與祖母的髖骨更換、父親的心臟搭橋、嬰兒的免疫接種、甚至寵物的注射針劑都密切相關。許多人不明白獲得這些新的治療方法和疫苗都必須進行動物實驗。對于他們來說，動物實驗說得好是浪費，說得不好是殘忍。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科學家可以進入中學課堂，展示他們的實驗結果。他們應該對報刊的讀者來信及時做出反應，以防止動物權利的誤導言論在毫無質疑的情況下橫行，從而獲得一副真理的面容。科研機構應該對外開放，讓人參觀，向人們展示實驗室里的動物獲得了人道的對待。最后，因為最終決定因素是病人，醫(yī)療研究機構不僅應該積極爭取斯蒂芬·庫柏這樣的名人的支持——他對動物實驗的價值勇敢地進行了肯定——而且應該爭取所有接受治療的病人的支持。如果好人無所作為，一群不明真相的公眾真的有可能撲滅醫(yī)學進步的寶貴火種。

    2003（3）��
　　近年來，鐵路公司相互聯(lián)合，組成了超大型集團，引起人們對壟斷行為的極大關注。近至1995年，四家大型鐵路公司占有整個鐵路運輸業(yè)務的約70％。到明年，一系列兼并活動完成之后，四家鐵路公司將控制90％以上的鐵路運輸業(yè)務。
　　支持組建超大型鐵路集團的人認為，兼并將帶來成本的大幅降低，服務項目的更好協(xié)調。他們認為，在公路運輸的激烈競爭面前，壟斷的威脅已經不復存在。但許多客戶卻抱怨說，對于依賴長途運輸的大宗商品來說，如煤炭、化學制品和糧食，由于公路運輸花費太大，這樣鐵路公司就會“掐他們的脖子”。
　　鐵路運輸業(yè)內的大規(guī)模聯(lián)合意味著多數客戶將會依賴一家公司的服務。通常，鐵路公司對這些“被控”客戶的收費要比有另一鐵路公司競爭業(yè)務時多20％～30％。如果客戶感到他們被多收費，他們有權上訴到聯(lián)邦政府的“陸路運輸局”以爭取價格下調。但這個過程耗財、耗時，并且只有在真正極端特殊的情況下才有作用。
　　鐵路公司對“被控”客戶進行區(qū)別對待的依據是，從長遠來看，這樣做會降低所有人的成本。他們認為，如果鐵路公司向所有客戶收取同樣的普通價格的話，那么，可以使用公路運輸或其他交通工具的客戶將會轉移，使剩下的客戶來承擔鐵路正常運作的開銷。這種理論得到了多數經濟學家的認同，但在實際操作中，它使鐵路公司獲得了一個決定誰敗誰榮的權利。“我們是否真的想讓鐵路公司成為在市場上決定誰敗誰榮的裁決者呢？”馬丁·貝科維奇問道。他是一位常常代表鐵路客戶的華盛頓律師。
　　許多“被控”客戶還擔心他們很快將遭遇一輪新的大幅漲價。從整體來說，雖然鐵路行業(yè)有耀眼的資產，但它的收入仍然不足以支付為滿足不斷增長的運輸需要而進行的固定資產投資。然而鐵路公司仍然繼續(xù)貸款數十億美元來進行相互兼并，而華爾街也鼓勵它們這樣做。請想一想今年南諾弗克公司和CSX公司為兼并康雷爾公司所花的102億美元吧。康雷爾公司1996年鐵路運營純收入為4.27億美元，這還不足這宗交易運作成本的一半。誰來支付其余的費用？許多“被控”客戶擔心他們會，因為南諾弗克和CSX公司將增加對市場的控制。

    2003（4）
　　據說，在英國死亡很緊迫，在加拿大死亡不可避免，在加利福尼亞死亡可以選擇。難怪，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美國人的壽命幾乎翻了一番。髖骨不行了可以更換，臨床的憂郁癥得到了控制，白內障僅用30分鐘手術便可以切除。這些進步給老年人口帶來的高質量生活在50年前我剛從事醫(yī)學時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即使有一個偉大的醫(yī)療衛(wèi)生體系，死亡也是無法戰(zhàn)勝的——而我們不能面對這個現實，正危及我們自身的偉大。死亡是正常的；我們的基因決定我們即使在最理想的環(huán)境里也會解體和滅亡。我們所有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懂得這一點，但是作為醫(yī)療消費者，我們常將死亡視為一個問題來解決。由于醫(yī)療費用由第三方支付，我們常常要求用盡所有的醫(yī)療手段，即使它們不會有任何作用。最明顯的例子是晚期癌癥的治療。醫(yī)生由于不能治愈疾病，同時又擔心病人失去希望，常常采用極端大膽的治療方法，這些方法遠遠超出了科學能夠認同的界限。
　　1950年，美國在醫(yī)療衛(wèi)生方面的開支是127億美元。2002年，這項開支將達到15400億。任何人都明白這個趨勢不可持續(xù)，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扭轉它。有些學者總結說，如果政府資金有限，它應該停止支付延緩某一個年齡以上人群壽命的醫(yī)療費用——比如83歲左右。據說，科羅拉多州前州長理查德·拉姆曾經說，老年多病者“有責任死去和讓位”，以讓更年輕、更健康的人們去發(fā)揮他們的潛能。
　　我不會說得這么絕對，畢竟現在精力充沛的人們通常能工作到60歲，甚至更久，并仍然具有驚人的創(chuàng)造力。78歲的Viacom公司總裁薩姆勒·雷斯頓開玩笑說他只有53歲。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歐康奈70有余，前衛(wèi)生局醫(yī)務主任C·庫普80來歲還出任了一個互聯(lián)網公司的總裁。這些領導人就是活生生的證據，證明對疾病的防治是有意義的，證明我們能夠對付年齡帶來的健康問題。作為一名年僅68歲的人，我希望像他們一樣在老齡階段保持創(chuàng)造力。
　　然而在這樣的追求中，一個社會能夠承擔的費用是有限的。作為一名醫(yī)生，我深知最昂貴和最激進的手段也可能是無效的和痛苦的。我也深知在醫(yī)療開銷少得多的日本和瑞典，人們獲得了比我們更長的、更健康的壽命。作為一個民族，我們可能在尋求不可能奏效的治療方法上花錢太多，而在研究能提高人們生活質量的更平常的方法上花錢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