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

  　　戰后初期日本沒有外交權（當時日本被美國占領）。1951年9月，簽訂片面和約，恢復了主權國家地位。此后，奉行“追隨外交”。1956年12月，加入聯合國，此前，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

   　 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實行“經濟外交”，即在美國庇護下以經濟力量為手段向外發展，達到發展經濟、培育國力的目的。經濟外交的重點是東南亞。日本通過戰爭賠償、貿易、投資等向東南亞實行經濟滲透。同時還不斷加強與美歐的經濟交流。

   　 20世紀70年代初，隨著經濟實力增長，推行“多邊自主外交”。當時，面對中美關系的改善，石油和美元危機的沖擊，美國戰略收縮及調整亞洲政策，日本田中內閣改變了向美國“一邊倒”的政策，走“多邊自主外交”路線。具體內容是：以日美同盟為基軸；借助中國，抗衡蘇聯，1972年9月，中日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1978年8月簽訂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聯系，如制定了“新中東政策”，多方開展對中東、東南亞和非洲國家的經貿聯系與合作。

    　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開始“政治大國外交”。1981年5月，鈴木首相訪美關于“第三次遠航”的談話是個標志，緊接著1982年中曾根內閣公開舉起“要做政治大國”的旗幟。此后，歷屆政府都把“政治大國”當作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為此，日本作了一系列的努力：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實行“科技立國”代替原來的“貿易立國”；增強日元的國際貨幣職能；擴充軍費，由“專守防衛”轉向“攻勢防衛”；堅持“西方一員”的基本立場；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穩定、發展中日關系，繼續與蘇聯對抗，同時不放棄對話。

冷戰結束后開始全力推進“積極進取”外交，加快向政治大國邁進，“政治大國外交”有新發展。主要表現在：提出以美日歐三極為主導形成世界新秩序；利用日美政治軍事同盟與國際維和行動這兩個框架實現軍事大國化，加強軍事力量，日本軍隊裝備是亞洲最先進的，而軍事開支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在法律上制定國際和平合作法，積極突破向海外派兵的禁區，并且還與美國簽訂《防衛合作指針》，把“日本有事”改為“日本周邊有事”，為日本今后介入地區爭端埋下伏筆；積極開展聯合國外交，為爭取躋身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做準備；調整和改善與中國、俄羅斯的關系，在發展中日關系的同時，防范中國的傾向在加強，日俄關系有所突破，雙方達成暫時擱置北方領土問題，加強經貿合作的協議，但進展緩慢。

日本實現政治大國目標，既有許多有利因素（如經濟、科技實力，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和國際影響力都比較強），又有許多不利因素，根本問題在于它實行什么樣的政策，能否正確處理大國關系，能否正確對待世界人民維護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的愿望，能否正確對待曾經發動過侵略戰爭的歷史。近年來，日本國內屢屢出現否定侵略歷史的言行，有著多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