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土地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時期黨內的左傾錯誤思想)

　　(一)國民黨政權的性質

　　國民黨所實行的是代表地主階級、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一黨專政和軍事獨裁統治。1928年10月，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訓政綱領》，規定”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指導監督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施行，由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行之”。這樣，北洋政府時期還在形式上存在的議會制度也被徹底廢除了。

　　(二)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

　　1.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八七會議

　　在革命的危急關頭，1927年8月7日，中央臨時政治局，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徹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并選出了以瞿秋白為書記的中央臨時政治局。八七會議使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大大前進了一步，開始了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轉折。

　　2.發動和領導了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三大起義，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中國革命由此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或稱十年內戰時期。

　　(三)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為了堅持中國革命，在當時的條件下，必須進行武裝斗爭。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的主攻方向究竟是應當指向城市，還是指向農村呢?這個問題，只有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依靠實踐經驗的積累，才能加以回答。

　　毛澤東的艱難探索

　　(1)最早關注農民問題

　　1925年，毛澤東先后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中國農民問題》、《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系統地分析了農民問題。

　　(2)明確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在1928年10月和11月，毛澤東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篇文章，明確地指出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征;同時還科學地闡述了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武裝斗爭與根據地建設這三者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強調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具備的一個重要思想。

　　(3)明確提出以農村為中心思想

　　隨著紅軍的發展和根據地的擴大，1930年1月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敵委員會還明確提出”‘農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論”。

　　(4)最早提出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理論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思想的初步形成。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

　　(四)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的三次左傾錯誤

　　從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之前，”左”傾錯誤先后三次在黨中央的領導機關取得了統治地位。

　　1.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

　　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傾盲動錯誤。1927年11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等文件，認為革命形勢在不斷高漲，盲目要求“創造總暴動的局面”。“左”傾機會主義第一次在黨中央領導機關內取得了統治地位。

　　2.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

　　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地認為中國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進入高潮，盲目要求舉行全國暴動和集中紅軍力量攻打武漢等中心城市。

　　3.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

　　1931年1月7日，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操縱下使王明掌握了中央的實際領導權。其”左”傾教條主義的主要錯誤是：

　　(1)在革命性質和統一戰線問題上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將反帝反封建與反資產階級并列，將民族資產階級視為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一味排斥和打擊中間勢力。

　　(2)在革命道路問題上繼續堅持以城市為中心。將準備城市工人的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作為黨最主要的任務;指令根據地的紅軍采取“積極進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

　　(3)在土地革命問題上提出堅決打擊富農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主張。

　　(4)在軍事斗爭問題上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5)在黨內斗爭和組織問題上推行宗派主義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方針。

　　4.黨內屢次出現嚴重的“左”傾錯誤的原因

　　在20世紀30年代前期、中期，中國共產黨內屢次出現嚴重的“左”傾錯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八七會議以后黨內一直存在著的濃厚的“左”傾情緒始終沒有得到認真的清理。

　　2.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內部事務的錯誤干預和瞎指揮。

　　3.主要的原因是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準備不足，理論素養不高，實踐經驗也很缺乏。

　　王明等人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對中國革命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惡果，就是使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遭到失敗，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長征。這次錯誤使紅軍和根據地損失了90%，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力量幾乎損失了100%，其教訓是極其慘痛而又深刻的。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后，項英、陳毅等率領中央根據地留下的部分紅軍在南方堅持進行艱苦的游擊戰爭。

　　(五)遵義會議與中國革命的歷史性轉折

　　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從而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工農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六)紅軍長征的勝利

　　遵義會議后，在毛澤東等的領導下，中央紅軍于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同紅十五軍團會合，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落腳點和戰略基地。至此，中央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結束。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先后同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靜寧將臺堡(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會師。至此，三大主力紅軍的長征勝利結束。

　　紅軍長征鑄就了偉大的長征精神。長征精神，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就是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