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強調增長方式改革

　　新京報：“轉型”是十二五的關鍵詞，其中之一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但是轉變發展方式已講了很多年。你認為十二五要怎么走這一步?

　　遲福林：轉變的大趨勢我想已經明確，一個是投資主導逐步轉向消費主導，二是工業主導逐步轉向城市主導，最后由中高碳經濟轉變為低碳經濟。其實這不僅是趨勢，現實性也很強。

　　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涉及一系列結構性的改革，比如財稅體制改革、政績考核，以及和政績考核相關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另外還有資源環境稅的問題等。所以，經濟增長方式的矛盾，是一個結構性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一方面要靠自主創新，改變粗放型的增長方式，還要靠結構性改革來解決。

　　新京報：如何克服這些因體制改革而遇到的阻力?

　　遲福林：不是說十二五完成所有改革，但是我想，十二五會加重改革的分量。十二五規劃中，會更強調改革對于增長方式轉變的作用。

　　今年9月份，胡錦濤提到了“包容性增長”，包容性增長在十二五中會如何體現?

　　遲福林：“包容性增長”其實是對發展方式轉變的基本要求，前提是滿足人的自身發展的需求;另外這種增長是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相結合的;第三，這個增長必須在利益協調中滿足多數人利益。所以包容性增長的基本出發點，就要轉變現在以總量為目標的基本發展方式。包容性增長要滿足多數人的利益，這就要調節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梅新育：這個“包容性增長”是希望調整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在尊重現實、維持大局穩定的情況下漸進改善，所以才有“包容”一詞。我想，應該在國內收入分配調整、經濟增長與環境協調、國際經濟關系協調這三個方面體現出來。

　　關鍵詞：政府轉型

　　政府應保有強大行動能力

　　體制的改革，勢必會涉及政府的“轉型”。政府轉型在十二五期間的難點在哪里?

　　遲福林：政府轉型現在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是，我們到底是實行市場主導下的政府作用，還是實行政府主導下的市場作用。另外，政府的理念轉變，也是難點。

　　一個轉型的政府，需要在理念上有四大轉變——從經濟增長向經濟發展理念的轉變，從國富優先向民富優先的轉變，從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的轉變，國有資本從盈利型向公益型的轉變。但是政府轉型會遇到部門利益、地方利益的阻力。

　　梅新育：我想難點在于以下幾條，一是如何保證政府的強大行動能力，同時又防止其遭遇濫用。后一點媒體講得很多，前一點很多媒體忽視了。

　　(政府)不僅能夠提出簡潔、鮮明、有力的目標口號鼓動全社會干勁，而且能夠有條不紊地組織實現目標，這一點正是中國與印度等新興市場的關鍵區別。對于一個大國而言，沒有強大的政府行動能力是萬萬不能的。

　　另一個是要如何保持政府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強大能力，同時又避免被資本收買。就總體而言，政府應該有能力在必要時強力調整利益格局。

　　關鍵詞：農民工問題

　　十二五助推農民工市民化

　　對于農民工以及新近被關注的“窮二代”，十二五規劃將如何保障他們的發展?

　　遲福林：我想，在十二五規劃中，將有條件的農民工“市民化”。一是基于目前的歷史階段，強調公平發展，如果連農民工的問題都解決不了，這是說不過去的;第二，現在農民工的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80后農民工的比例現在占了一半以上;第三，農民工實際上已經融入城市，成為產業工人的一部分;最后，在長三角、珠三角，已經在未來幾年做出了相應規劃，這也是一種局部突破。所以，從多方面看實現有條件的農民工市民化，應當作為十二五的約束性的目標。

　　梅新育：第一應該是在規范工資收入增長方面取得進展，讓勞動者取得體面收入。二是保持土地制度基本框架穩定，避免農民工群體及其家庭的終極保障遭到剝奪。同時為農民工群體平穩融入城市創造更多條件。

　　由于種種原因，目前吸收了最多農民工的東部地區和大城市不可能讓他們全部就地融入，這個問題要通過產業轉移來化解。產業轉移不僅能延長眾多產業的生命周期，還能夠讓勞動者在家鄉就能找到體面收入的就業機會。

　　十二五”時期(2011年-2015年)，是北京市深入貫徹落實中央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重大部署、全面推進“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建設、加快向世界城市邁進的重要時期，研究編制好“十二五”規劃，事關北京發展的全局和長遠，事關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意義十分重大。為此，現組織開展“建言‘十二五’ 共話新藍圖”公眾參與活動，堅持開門編規劃，廣泛聽取公眾建議，努力把“十二五”規劃編制成為凝聚民心、集中民智、體現民意的科學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