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冷戰后大國關系的深入調整
大國關系是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中最重要的關系。冷戰結束后,大國關系進行了調整或重新定位。
第一,20世紀90年代初發生的大國關系的調整,主要是兩極格局崩潰的結果。兩極格局的崩潰,意味原有的以美國為一方,以蘇聯為另一方的大國對抗關系消失。世界政治格局主角間的這種關系的調整和改變,勢必引發其他大國間的關系的調整。
第二,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調整,主要是各大國從自身利益出發,為尋求有利于自己的國際環境和謀求在新的世界格局和秩序中的有利地位而進行的。由于中國實力增強,世界政治多極化趨勢日益明顯,西方國家紛紛調整對華關系,將中國納入大國伙伴關系。與此同時,其他大國首腦會晤頻繁,也建立了各種形式的伙伴關系。
第三,科索沃戰爭、“9·11”事件和美國入侵伊拉克等重大國際事件推動了大國關系的進一步調整。中美、美俄關系一度因為科索沃危機和小布什上臺初期執行強硬的對華、對俄政策而變得緊張。美歐也由于小布什的單邊主義立場和在導彈防御、執行京都議定書、中東、朝鮮問題上的政策分歧而關系受損。
第四,新世紀之初,大國關系的調整增加了新角色——印度。20世紀90年代以來,印度經濟迅速成長。在信息技術上,印度走在了世界前列,其軟件研發和出口在世界上僅次于美國。在軍事上公開成為有核國家,增加軍費開支。在外交上紛紛與美國、日本、俄羅斯、歐盟建立伙伴關系,世紀之交印度與中國建立建設性伙伴關系。
2.大國關系調整的特點
(1)實用主義主導了大國關系的調整,冷戰結束后,各大國關系的調整都根據實實在在的國家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
(2)大國之間基本上不互為戰爭對手或者不明確地將對方視為敵人,盡力避免公開對抗。
(3)大國間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約,既相互協調又彼此摩擦,既相互合作又彼此爭奪,是當今大國伙伴關系的主要內容。
(4)美國是大國關系調整的中心,其他大國關系的調整深受美國影響。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其對外政策對其他大國周邊環境、國際地位和利益的實現有著重大影響。
(5)不存在其他大國聯合起來反對美國的前景。歐盟、日本同美國存在千絲萬縷的經濟、科技、文化和政治上的聯系,彼此互為主要貿易伙伴和投資對象國,主要的科技合作對象。
(6)世界次等大國在大國關系調整中的重要性不斷加強。美國一貫的地區戰略是聯合、支持次等地區強國,防范、遏制頭等地區強國。
3.中國與大國的關系
冷戰結束前后,中國大國關系面臨考驗。從1989年6月開始,美國、歐盟、日本等幾乎所有的西方發達國家都參與對華制裁,企圖在政治上、外交上孤立中國,通過延緩貸款、撤走技術人員、惡化貿易等方式加重中國的經濟困難,中止高技術和軍事方面的合作,在軍事上威脅中國,達到以壓促變的政治目的。中國確立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針,強調從戰略利益出發處理國家間關系,提出“堅持原則、利用矛盾、廣交朋友、多做工作、打破制裁、避免孤立”的對策,首先鞏固與發展中國家的傳統友誼,積極改善與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的關系。其次,利用西方國家的矛盾,從日本和歐洲突破開始。1990年7月日本恢復對華貸款,10月歐共體外長會議決定取消對華限制措施,恢復同中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的正常關系。11月,錢其琛正式應邀訪美,美國中止高層互訪的制裁被打破。1993年11月中美領導人在西雅圖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晤,標志著西方大國制裁政策徹底破產。
以1992年鄧小平南巡為標志,中國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進入全面崛起時期。2001年,中國崛起效應開始全面展現。這一年,中國加入WTO,彰顯堅持對外開放的決心;與歐盟建立全面伙伴關系,促進中歐關系進入蜜月期;抓住“9·11事件”,促使中美關系走上成熟之道。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六大明確提出了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的總體外交戰略布局。中國十分重視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強調“加強戰略對話,增進互信,深化合作,妥善處理分歧,推動相互關系長期穩定健康發展”。與此同時,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群雄并起,中國積極加強與它們的戰略合作關系,進而與各地區主要大國進一步加強合作,中國大國關系體現出積極、建設性、全面性的特征。
(1)中美關系:1993年上臺的克林頓政府對中國提出接觸與遏制并行的主張,但在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的沖擊下,中美關系跌至谷底,克林頓重新思考對華政策,開始體現出全面接觸的態勢。雙方確認了中美關系賴以維系和發展的新基礎:以互利的經濟貿易關系為核心、以貿易和安全方面的合作為支柱。1997年江澤民訪美、1998年克林頓回訪,雙方宣布致力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對抗關系得以扭轉。中美戰略關系由聯合抗蘇逐漸轉變和確定為在亞太地區發揮穩定作用。但總體而言,美國仍處于對中國崛起不適應的時期。
2001年“9·11事件”導致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大調整及對華政策的轉機。以布什總統2002年、2005年兩次訪華和2006年胡錦濤主席訪美為契機,中美關系迅速改善,美國明確表示反對“臺獨”,對中國國際定位做了重大調整。2006年9月,中美啟動戰略經濟對話機制(SED),以協商解決雙邊經濟關系中需要長期關注的問題,是兩大國著眼于未來的戰略安排。2007年9月,胡錦濤在第十五次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提出中美既是利益攸關方又是建設性合作者的新定位,得到布什總統的贊同。2009年7月,在胡錦濤主席和奧巴馬總統的推動下,中美戰略對話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合并,并升格為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揭開了雙方合作與協調的新篇章。2001年以來,中美高層互動常規化,協商平臺制度化,軍事交流全面恢復,體現出互補性、合作性、建設性、競爭性、創新性的特征,一種復合的、相互依賴的雙邊關系正在形成。但是,美國對華政策是具有兩面性的,其認為中國崛起已成為美國面臨的主要國際挑戰,在安全戰略上對華防范心理明顯,在對華交往中積極施加影響,力促中國社會制度及內外戰略朝著美國所期望的方向演變。
2010年以來,在美國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美國朝野對人民幣匯率問題展開攻擊,施加種種政治壓力;從2009年底到2010年初的美國對臺軍售導致中美軍事交流再次中斷,到3月朝韓“天安號”危機爆發,美國航母陳兵黃海;谷歌事件;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事件等等,中美關系急轉直下。為控制沖突升級、避免危機發生,中方一再做出努力。胡錦濤主席于2010年4月訪美出席核安全峰會;后又與奧巴馬總統多次會晤;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取得積極成果,各領域交流合作繼續推進;中美還就朝鮮半島局勢、伊朗核問題、全球經濟治理、氣候變化等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保持溝通協調,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緊張氣氛,為雙方關系的改善營造了良好氛圍。
2011年伊始,繼美國國防部長蓋茨訪華后,1月18日至21日胡錦濤主席的訪美活動更是成果顯著,推動中美關系峰回路轉、向著健康良好的方向發展。美國副總統拜登親自前往機場迎接,奧巴馬總統打破慣例在白宮為胡錦濤主席舉行私人晚宴。1月20日,胡錦濤主席在華盛頓出席美國友好團體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發表題為《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伙伴關系》的重要演講,重申中國將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致力于把健康穩定的中美關系帶入下一個十年。
在兩國共同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中明確提出: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以推進兩國共同利益、應對二十一世紀的機遇與挑戰;站在全局的高度和戰略的角度促進高層交往;更加著力拓寬兩國關系的社會基礎,擴展人文交流,探討舉辦中國文化年等活動;美方對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持積極態度;美方承諾通過中美商貿聯委會以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和推進出口管制體系改革;雙方確認建設健康、穩定、可靠的兩軍關系的必要性;兩國簽署《關于在華建立核安保示范中心諒解備忘錄》,等等。所有這些,為中美增加相互了解、擴大共同利益、共同應對全球挑戰提供了機制保障和信心,為2011年的中國外交高調開篇。
2011年5月10日,為期2天的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美國華盛頓落幕。雙方簽署了《中美關于促進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和經濟合作的全面框架》,成為中美經濟合作新的里程碑。框架文件對中美經貿的原則、細節和彼此的關切,做了全面的梳理和總結,對規避經貿風險,擴大經貿合作具有指導性意義。框架文件對中國關注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對美投資環境以及美國關心的自主創新、知識產權等都有所涉及,反映兩國對待經貿分歧更加坦誠、理性。
(2)中歐關系:1989年之后,德、法、英追隨美國制裁中國,在人權、售臺武器、香港回歸和西藏等問題上挑起紛爭,與中國的雙邊關系跌入困境。1994年,中歐簽署政治對話協議,雙邊關系開始有所改善。1998年3月25日,歐盟委員會發表了題為《同中國建立全面的伙伴關系》的公報,強調鑒于中國在世界舞臺上政治經濟地位日益穩固,歐盟將中國視為世界伙伴,予以全面接觸。同年,中歐建立領導人年度會晤機制,確立面向21世紀的長期穩定建設性伙伴關系。1995—2003年,歐盟相繼發表了5份對華政策文件,在發展中歐關系上采取了主動。2003—2006年,中歐關系處于歷史上最好時期。積極的政治關系促進了雙邊經貿關系的發展,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中國累計第一大技術供應方和第四大投資方。與此同時,一股不穩定的暗流也在涌動。2007年以來,中歐關系進入敏感期,在政治、經濟、地緣、文化、生態等各層面出現矛盾沖突。中歐矛盾突顯的國際背景在于美國有意識地修復歐美關系,歐洲對中國的戰略需求開始降低,其深層原因卻是結構性的,即中國迅速發展給歐盟帶來經濟上、戰略上的沖擊,歐盟國家對中國崛起的前景開始不適應。
2010年是中歐建交35周年,也是中歐關系大發展之年,其中有三大亮點:
一是高層互訪頻繁。二是經貿合作成果豐碩。歐盟仍是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中國則是歐盟第二大出口市場,成為拉動歐洲國家經濟復蘇的重要動力之一。三是人文交流活動豐富多彩。
(3)中日關系:冷戰后,日本外交戰略出現轉型,國內政治走向右傾化。1992年,日本最早提出了“中國威脅論”。從1993年開始,中日關系進入摩擦期,出現“政冷經熱”的態勢。日本走上與美國聯手牽制中國發展的道路,在歷史問題上一再翻案,提升日臺關系,在對華經濟援助中加重政治色彩,通過“經援牌”向中國施壓,甚至在1995年對中國核試驗進行制裁,導致兩國政治關系1996年進入冰冷期。為了抑制中日關系下滑的勢頭,兩國政府首腦在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際進行了互訪,1998年底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日,雙方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中日關系出現暫時穩定。但2001年小泉純一郎上臺后,日本在靖國神社參拜、教科書、臺灣、釣魚島、東海劃界等問題上采取了一系列不友好和侵犯中國主權的做法。日本力圖在中國羽翼尚未豐滿之際尋求更大的戰略利益、更具彈性的戰略空間。日本追求政治大國的決心,促使其將制衡中國作為首要的戰略選擇。日本加強與美國同盟、加深與東盟合作、力促美、日、印、澳聯盟均以中國為假想敵人。與此同時,否認侵略歷史、美化過去已經成為日本尋求國際地位的一條路徑。
2006年10月之后,安倍晉三的“破冰之旅”,使中日關系出現轉機,雙方確立了構建基于共同戰略利益的互惠關系;中國總理溫家寶的“融冰之旅”,雙方就構筑戰略互惠關系的內容達成了廣泛共識;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迎春之旅”,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暖春之旅”,簽署了中日關系的第四個政治文件,兩國的戰略互惠關系不斷發展,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日益增強。中日關系從強調日本對中國的援助到強調分歧,到強調保護自己的利益,到開始強調共同利益,積極色彩有所加強。
但是,日本右翼不時制造事端。2010年,日本在釣魚島海域非法抓扣我國漁民漁船,我國在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對日進行有理、有利、有節斗爭的同時,從兩國關系大局出發,中國領導人出席了在日本橫濱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18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胡錦濤主席與菅直人進行了直接對話,努力化解彼此分歧。3月11日,日本發生里氏9.0級大地震,并出現了罕見的海嘯襲擊和嚴重核泄漏。災難發生后,中國官方和民間層面迅速啟動各種援助。震后七日,胡錦濤主席前往日本駐華使館吊唁地震遇難者,引發廣泛關注。日本媒體分析稱,這是中日外交史上,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前往日本使館吊唁逝者,宣示著中國內政外交政策和理念的演進。菅直人于4月11日在《人民日報》刊登題為《紐帶》的文字廣告。對中國援助賑災表示感謝。此外,日本輿論界也贊嘆中國在大災面前,再一次樹立良好的大國形象。
(4)中俄關系:蘇聯解體后,1991年12月27 日,中俄兩國在莫斯科簽署《會談紀要》,解決了兩國關系的繼承問題。1993年兩國互視為友好國家,1994年1月雙方宣布建立“成熟的戰略伙伴關系”,1996年4月,中俄兩國領導人簽署了《中俄聯合聲明》,宣布發展平等信任、面向2l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2001年7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俄羅斯,同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將兩國“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和平思想和永做好鄰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堅定意愿以法律形式加以確定,為兩國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奠定了的法律基礎。
中俄雙方以有關兩國邊界的條約為基礎,根據公認的國際法準則,本著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經過多年談判,分別于1991年5月16日、1994年9月3日和2004年10月14日簽署了《中蘇國界東段協定》、《中俄國界西段協定》和《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上述三個協定一起將中俄邊界線走向全部確定。
2008年7月21日,中俄外長共同簽署兩國政府關于中俄國界線東段的補充敘述議定書及其附圖,這標志著中俄4300公里的邊界全線勘定。
2005年6月底至7 月初,國家主席胡錦濤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兩國簽署《中俄關于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2008年5月23日,胡錦濤在同來訪的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會談時就更好更快地發展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提出四點建議:
第一,進一步增進政治互信,加強相互支持。 第二,深化務實合作,提高合作層次和水平。 第三,全面推進人文合作,進一步增進兩國人民的友好感。 第四,進一步加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戰略協作。
中俄兩國本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密切協作、相互支持的精神,政治互信不斷加強,各領域合作機制有效運轉,兩國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誼日益加深,雙邊關系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兩國建立了元首每年互訪、總理定期會晤、外長經常磋商等機制,高層領導人互訪不斷。在維護各自國家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方面,兩國相互支持。雙方在科技、文化、經濟等領域的合作良好。
2010年以來,中俄兩國的關系越來越成熟,戰略協作越來越密切,合作也越來越富有成果。中俄在經貿領域的合作迅猛發展。在科技方面,雙方正在合作落實經濟發展重點領域內基礎學科和應用學科的70多個科研項目。兩國在人文領域的合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績。兩國互辦了國家年和語言年、中國在俄羅斯開設了孔子學院、俄羅斯在中國開設了俄語中心以及俄羅斯文化中心。兩國間的旅游發展態勢良好,旅游往來人數增長了40%,兩國元首初步決定將于近幾年互辦旅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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