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和一位大姐小聚。她是博導，剛過60歲，就主動要求停止招生。我問是不是制度規定，她說，是我不想帶了，你不知道現在的學生，連像樣的論文也寫不出來，又不能不給學位，太累了。我說，向你推薦一個人才，于是提起某雜志剛發表的一篇文章。她說，看過，有才華。我說，作者今年32歲，正想考博士，讓他考你們院的博士怎么樣？她說，不知外語怎么樣？我知道，外語不是這位考生的強項。她即使想成人之美，恐怕未必能如愿。

　　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其實已經到了一個關口。已經有人寫文章說當今碩士教育是“本科化”，博士研究生學術水準也大幅下滑。對于這種局面，站出來公開說“不”的教授卻不是很多。前幾年，周瑞金受聘擔任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投了反對票，受到社會稱贊。鄧曉芒不滿學校要求博士生必須在核心期刊發表兩篇論文，否則不授予學位的規定，辭去博導職務，也令人刮目相看。與他們相比，陳丹青對現行制度的批判，可能涉及的是更重要的問題。

　　有人批評研究生擴招速度太快，以至于一個導師指導幾十個學生，一個茶壺配幾十個茶杯。這幾年研究生教育擴張的速度，可能已經大大超過了教育自身發展規律的限度。

　　但我覺得，與師生比例問題相比，研究生考試制度和選拔標準的不合理，更為致命。

　　博士研究生的培養目標本來是高級研究人才，選才往往比指導更重要。但現在的選拔標準是，政治、外語第一，專業反而甩到后面；政治、外語是硬標準，專業反而成了軟標準。

　　有的學生既無學術研究的潛質，又無學術研究的興趣，考博士純粹是為了拿文憑。對這樣的學生，就是一把茶壺配一個茶杯，也難以造就。而那些真正具有學術才華的學生，導師只要能把他選進來，指導并不費力。即使一把茶壺多配幾個茶杯，照樣成才。

　　回想1978年，“文革”結束后的中國剛恢復研究生教育，第一次招生時外語分只是參考。像陳丹青這樣外語零分被錄取的研究生不止一個。歷史已經證明，頭幾屆研究生的質量可能是最高的，在許多領域都被稱為“黃埔一期”、“黃埔二期”。雖然當時只有碩士生而無博士生，但整體水準遠在當今博士生之上。有許多破格招生的佳話，至今仍是美談。

　　后來，研究生招考制度越來越嚴格，也似乎越變越僵化。

　　當時許多名家的學術傳承，都是二世而亡，三代名家的例子至今我好像還沒有見到。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外語統考把一些優秀人才擋在了研究生院的大門之外。而有關部門面對這種狀況，似乎沒有采取很大的動作來改變。

　　我認為，對于這種不合理的考試制度，即使一時不能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也應當有所改良，給那些專業優秀而外語不行的偏科人才開辟特殊通道。必須承認一個事實，偏才永遠多于全才。招收一批學歷不完整、外語不過關，但在專業領域已經顯示出才華、取得了成就的博士生，或許能對當今博士學術質量下滑的趨勢稍有彌補。而堵塞了偏才的通道，看起來只是傷害了少數人，其實也傷害了教育本身。

　　當然，考慮到現實問題，為了避免某些人利用特殊通道舞弊，照顧外語和專業都不行的熟人，可以在招收偏科人才時，實行“陽光政策”，將證明他們專業才能的著作、論文、作品或其他形式的成果公開，接受專業同行和社會輿論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