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魏晉南北朝

　　三公官職務完全榮譽化的必然性：漢武帝實行中外朝制，三公級別和待遇基本不變，出任三公官也被朝野公認為就宰相職，但三公并無實權，地位進一步榮譽化，甚至對具體的行政事務也不再負實際責任，僅對軍國大事享有咨詢權。從此之后，三公已不再是國家的行政長官，三公府也因此淪為三公個人的秘書機構。

　　地方行政管理層次調整的必要性：1、首先是州的數量大量增加;2、其次是郡的濫置;3、州郡的濫置導致了州郡所轄的范圍急劇減小，使一些州郡徒有虛名，一州轄二郡，甚至委多郡都不轄縣，同一個地方立兩個郡名，州郡的濫置導致了機構的臃腫和重疊，造成行政效率的低下，加劇了政局的動蕩。

　　地方行政管理層次調整的內容：為了穩定政權，加強對地方的管理，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政權在不改變原有舊行政體制基本框架的基礎上，對地方行政體制進行了一些調整，主要體現為以下的兩個方面：1、是在州上設官。從曹魏開始便在州之上設置都督諸州事，以協調各州行動，北魏還在州之上設置具有中央派出機構性質的“行臺”，但北齊之后此制夭折。2、強化縣級的行政管理。晉朝規定，縣令有政績的可將縣級地位升級，又規定官員不曾為縣官者不得出任臺郎。北魏也曾有類似規定。這些規定的目的是在于強化縣級的行政管理。

　　僑州郡縣設置的作用及其弊病：東晉初年，北方士族率領大量依附人口南渡，東晉政府為了維護統治秩序和保護南遷士族的政治經濟利益，便在人流集中的地方按他們的原籍的名稱僑置州、郡、縣，這樣一方面照顧了各大家族的利益，為他們做官增加了位置，也使其控制大量依附人口成為合法，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穩定統治秩序的作用。但僑州郡縣與原州郡縣并置一處，也造成了地方行政管理的混亂。

　　左郡縣：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各政權在蠻族地區建立的一種側重內部自治性質的地方行政體制。左郡縣長官由中央政府選派或由各地少數民族首領充任。凡由各地少數民族首領充任長官的左郡縣基本上依據各少數民族傳統進行治理。

　　地方行政管理中軍政合一的特點：魏晉以后，州刺史一般兼任軍職，或由都督兼領刺史，或由刺史兼任將軍，其中持節都督握生殺大權，兼掌地方軍事、行政、司法、監察等各種權力，不領軍職的刺史稱為“單車刺史”，不僅權責有限，而且為時俗所輕，地位低下。另外，此一時期州上所設之官，如都督諸州軍事，作為地方統兵武官，也同時兼管地方軍事與行政。

　　宗主督護：北魏初年，北方各政權以游牧入主中原，在入主中原的過程中，面對各地豪強聚眾以宗族為單位結塢自保，北魏只得承認既成事實，任命塢主為宗主督護，讓他們行使基層政權職能。

　　三長制：為地方基礎行政組織，規定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三長負責核查戶口，征收賦役，并辦理一般民事訴訟。

　　君主************中央集權決策方式的兩種形式：1、對于重大的事務，依據秦漢以來的傳統決策形式采用集議的方式，由皇帝召集群臣集議，最后由皇帝作出決策。2、對于一般性政務，則多通過日益成熟的三省制度來加以解決。

　　尚書省在行政執行中的二種權力：1、是對詔敕的解釋權，以便更好地實施決策;2、在行政執行中的組織指揮權，凡事涉及若干機構的行政決策，由尚書省會同有關機構共同解決。

　　御史臺三類官吏及其職責：1、詒(持)節侍御史，主管監察司法;2、殿中侍御史，主管監察朝儀;3、侍御史，主管糾劾官員的失職犯法，責權最重，故實行分曹理事。以上三個方面監察官員互相配合，又各自有自己獨立的監察范圍。

　　行政決策中呈現兩種不同程序的原因：1、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政權更迭頻繁的時期，權臣迭出。2、魏晉南北朝時期，特別是東晉時期，門閥士族勢力膨脹，成為行政決策上對皇權的一種制約。

　　監察制度進步的表現：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行政監察從制度上看較前代有較大的進步，如御史臺的完全獨立，監察機構職權的上升，這些都為隋唐時期的監察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但在封建************制度下，監察百官行使監察權從本質上講是為皇帝駕馭大臣服務的，其監察重點并非大臣是否依法行政，而是根據皇帝需要羅織大臣罪名，以便皇帝操縱群臣，這反映出監察依附并服務于皇權的實質，這一時期的監察的實際水平不高，監察效果也往往取決于皇帝的意志和好惡，這使整個監察工作難于達到依法監察的水平。

　　分析地方政府在行政執行中擁有較大的自主權的原因及利弊：魏晉南北朝時期政府的地方政府在執行政務過程中有自主權較大，這主要是因為這一時期大部分時間處于戰亂狀態，地方行政長官職兼軍、政，中央政府的權威因此下降。此外，中央政府考慮到戰爭的特殊環境，也主動給地方以較大的自主權，以利于地方對突發事件的及時處理。一般而言，州郡地方長官對境內敵情、民變、災害等事務均可處理上報，不必待詔敕而后行。這雖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地方政府在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但畢竟背離了中央集權的要求，也使地方官員的貪殘難以受到有效的遏制。

　　惟才是舉是選官原則：是各割據政權實行的選拔官員的原則，其選官不論出身、門第、甚至在道德上也不求全責備，奉行“惟才是舉”的選官原則，尤以曹操為典型。“惟才是舉”的選官原則，僅是三國初期的幾個開明皇帝個人行為，并未成為制度。

　　九品中正制是士族鞏固門閥政治的工具：九品中正制是從漢代察舉制演變而來，只不過將薦舉之權從中央和地方各級長官轉移到專職舉士的中正官。其具體方法是由在中央任職的官員擔任原籍地的大中正或中正，負責考察本州士人，綜合他們的門第和德才定出品和狀。品主要依據家世官位和資歷，分為上上到下下九品，狀是根據士人德才行為下的一個簡短評語，品、狀均呈報吏部作為政府選官依據。在九品中正實行之初，狀還受到一定的重視，后來狀變成具文，品成為選拔官員的惟一標準，由于專職舉士的是中央任職的官員，他們大多出身門閥世家，而品這個標準的內容又是依家世官職和資歷，這樣在選拔官員上，貴族便占有明顯優勢。因此，九品中正制因而成為鞏固門閥政治、阻塞寒素人才入仕的工具。

　　官員升遷的依據：1、考課(效果較差);2、門資。

　　考核的形式化：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員的考核之事歸尚書臺(省)的考功郎或功論郎掌管。因時局動蕩和門閥政治等因素，對士族官員的考察不可能嚴格進行，對軍功出身的官員也無法嚴格考核，通過考課，中央通常對個別守法官員予以表彰，這種有獎無罰的考課使官員并不重視。考核因而成為形式。

　　停年格選：魏晉南北朝時期，規定地方官員任期一律為六年，他們去職后可到吏部重新銓選，因這一時期官職少而侯選的者多，北魏在宣武帝時實行“停年格選”，以年資作為續用和提升官吏的惟一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