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五代、宋

　　五代中樞機構的名稱及其職責：1、樞密院：由宦官執掌，參與內廷決策;2、中書門下：行政執行的綜理機構;3、三司使：掌管財賦的專門機構。

　　宋代二府三司的名稱及職責：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分掌文武，稱為二府，獨立設執掌全國財政的三司使，又稱“計相”故稱二府三司。

　　宋代宰相制度中的權力制衡原則：宋代堅持宰相權力制衡原則，首先是集體宰相制體制不變;其次是法定的宰相職權(人事權、副署權、監督權、諫議權)不變;第三是宰相辦公機構為中央政府機構不變。宋代權相迭出，始終未能形成篡奪之勢，其主要原因就是堅持宰相權力制衡原則。

　　宋代二府三司與隋唐三省宰相制的不同之處：宋代中央行政體制雖是從隋唐制度演變而來，但二府三司與隋唐三省宰相制之間還是有原則區別的。三省宰相制是中書掌詔令，門下掌封駁，尚書掌執行的一種決策程序上的分權體制，而二府三司制則是在皇帝直接控制最后決策權的前提下，由中書門下處理日常事務，樞密院處理軍政軍令事務，三司使掌管財政方面的政令政務，形成二府三司分類進行行政管理的格局，二府三司均可獨立處理各自管轄范圍的事務。

　　二府三司制的利弊：加強了中央集權的作用，但過分集權于皇帝影響了國家機關整體職能的發揮。中書、樞密、三司分主民政、軍政、財政。民政已困乏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雖為宰相，卻不能使樞密院停止征兵，三司停止斂財，因為中書并無“制國用之職”。

　　北宋初年差遣職諸院官對六部職權的削奪。元豐改制后六部職權的提高。

　　路：宋王朝為了不重蹈唐末五代地方割據之禍，實行路、州、縣三級行政區劃的管理體制，北宋初年，州、府、軍、監等均為中央統領，數目過多，管理幅度過大。因此，在府、州之上增設了路這一地方行政區劃。在地方行政體制上，路僅是一個遣使級的的行政級，其設置內部多有牽制，權力集中到中央，因此雖有路這一較大的行政區劃設置，但也未形成五代的分裂割據局面。

　　宋代路設置的不規范：1、是路中無主管機構，實行分權制管理模式，分別設置經略安撫使、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和轉運使司，各司互不統轄，互相制約，直接對中央負責;2、是四監司轄區并非完全吻合，交叉治理之處甚多，且側重于監察權，明確稱為“監司”;3、是監司長官職位的臨時性，監司多以京師文官充任，特別是對負責軍事的帥司授權更少，更具臨時性質。再加上，宋代實行“兵無常帥，帥無常兵”的“更戍法”，故路之長官無法形成地方割據之勢，權力集中到中央，避免了唐末五代地方割據之禍，但地方軍事、政治、財政、監察之權互不統屬，也必然造成辦事效率的低下，冗官充斥的弊端。

　　對州、府長官的嚴格監督制約措施：1、是以京官中的文官充任州、府主官不再稱刺史和尹，而是以京官本職臨民，由中央兼攝地方官，即帶著中央官頭銜去做地方官，稱“權知州(府)，權知即暫時管理之意。2、是加強制約機制。宋朝遣文官知州(府)事，而且州、府之上還有監司加以監督，但宋朝皇帝還放心不下，故又設置通判。通判既非知州(府)屬官，又非佐弐之職，而是和知州(府)相互監臨的獨立官員。知州(府)文告需通判連署方能具有法律效力，通判還可以向中央奏報知州(府)政務執行情況。這樣，州、府、軍監長官外受監司監督，內有通判制約不可能一人專制一方了。

　　縣官地位的提高和影響：宋朝縣官稱縣令或知縣。知縣由京官出任，為朝廷所特命，無形中提高了縣官的地位，亦起到了對府、州長官的又一層制約關系，有利于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宋代未出現地方割據的原因：在地方行政體制上，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形成路、州、縣三級行政區劃的管理體制，在各級地方官員之間形成錯綜復雜的制約關系。

　　宋代地方行政體制的利弊：有效地防止了地方割據局面的重演，另一方面也使地方政權失去了應變的權力、能力和活力。

　　宋代會議訴形式和內容：1、例行早朝：由皇帝主持，目的是疏通君臣關系，為皇帝提供信息;2、便殿議政：是皇帝就某一問題召見宰相、樞密院等中樞官員商議軍國大事的一種會議形式;3、臨時朝議：是皇帝就某問題臨時召集會議進行商議，向大臣們征求決策會議形式。以上會議只為皇帝作出決斷提供具體材料，起到溝通信息的作用，至少為皇帝提供一個決策方案，但最后的決策權在于皇帝。

　　內制和外制：宋代，中書舍人所草之詔為外制，多為常例之詔命，“內制”則由翰林學士負責。宋代“內制”詔敕的發布十分突然和機密，且只要蓋上皇帝印璽即有法律效力。皇帝常常是臨草詔時改變早先與宰相大臣商量好的方案，令大臣難以防范，這也說明宋代皇帝在行政決策的決斷權超越了前代。

　　宋代行政執行的嚴格性和程序化特點：1、首先，中樞機構有一套處理各類事務的嚴格程序，對行政執行起著規范化的作用;2、其次，為保證作為行政決策結果的詔書能夠準確表達皇帝的真實意圖，負責草詔的知制誥可在有疑問時直接要求皇帝接見，以核實宰相代宣君命時是否準確表達皇帝的本意。3、由于宋代地方實行分權制衡措施，迫使地方完全聽命于中央，再加上皇帝通過一系列監督機制能夠較快地掌握地方政務執行情況，故宋代各級地方政府執行政令異常的嚴格。

　　宋代輕重相制，交叉監督的行政監督監督格局：宋代不僅加強了對各級官吏的監察，還加強了對監察人員的監察，形成輕重相制，交叉監督的格局。

　　宋代監察制度的成就和利弊：1、臺諫趨于合一;2、皇帝直接控制臺諫官;3、輕重相制，交叉監督;宋代的監督網絡十分嚴密，這一方面適應了強化君主專制集權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弊端，臺諫官員風聞彈人的權力使許多官員不求功但求無過，因循茍且。對相權的威懾更使決策過程出現混亂局面，宰相方議一事，臺諫官員就議論紛紛，造成決策的遲滯，尚書省與御史臺互相監督，雖在一方面促使國家機關之間互相牽制，有利于強化皇權，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各機構職能的混淆，不利于監察作用的發揮。地方監察中過分的分權，也使各級地方政府的活力消失殆盡。

　　殿試登第者的等級：分五等：一二等稱“進士及第”，三等稱“進士出身”，四五等稱“同進士出身”。

　　官、職、差遣的的區分：其中官職僅代表地位，俸祿和榮譽的意義，并無實際職守。要有實際處理事務的權力，須另加差遣的名義，稱“判”、“知”、“權知”等，這樣就將官職名稱和實際職權分開出來，承擔實際政務者可以不受官品和資歷的限制，這種任官方式有利于皇帝根據自己的意志任用官員，削弱中央和地方各級主管官員的實權，這一方面有利于鞏固中央集權和防止地方割據，但另一方面又造成官僚機構臃腫，官僚隊伍膨脹，各級政府機構名不符實的弊端。

　　考課內容和標準：考課內容有品德、政績二項。即是否公勤廉恪、職事修舉，以此作為對所有官員考課的標準。

　　科舉規則的細密和規模、范圍的擴大：1、宋代的科舉沿襲唐代制度，但具體規則較唐代細密，宋代亦有常科也有制科和武舉。制科雖設而不常舉行，武舉歷來不受人的重視，故宋科舉以常科為主，宋初常科每年一次，后改為三年一次。考試分三級，一是取解式，由各州判官和錄事參軍主持，考取者稱舉人;二是省試，即禮部試，由皇帝選派官員主持，三是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2、宋代科舉在考試程序上較唐代嚴格。為防止考試作弊，省試考官從受命之日起到取定名次之時止需與外界隔絕，閉鎖于宮院，稱“鎖院”。試卷需糊名并經人謄錄后再送考官批審;3、宋代科舉考試的規模和范圍有所擴大，錄取人數較唐代大大增加，，且殿試后不再經過任何吏部考試直接做官。

　　蔭補、納資入官對宋代官員素質的影響：蔭補是為保證官員“世守祿位”的特權而設立的。宋代正六品官員每年都蔭補一人，正七品以上每三年可蔭補一人，每逢大禮或遇皇族喜喪事都可以得到蔭補名額，納資入官為富商和地主獲取官職也提供了途徑，這些入官方式造成宋代官員冗多且素質低下。

　　磨勘制度：是定期勘驗官員以定升遷的制度，包括勘驗官員簿歷狀的一系列的程序，簿歷文狀包括解狀(為選入解放赴闕的證明)舉狀(舉薦人的推薦書)家狀(個人履歷)、考狀(考核記錄)等。考課借磨勘得以維持，而磨勘程序中對官員的循資轉官均有明確規定，只要官員任內不出大的過失，一般都可以循年資得以升遷，致使考核失去了原來的意義。

　　宋代優待官員的主觀意圖和客觀效果：宋代官員官俸制度十分混亂，官員無實職者都可以領俸，有實職者另加錢，在物質上優待官員，其本意是希望官員以此造成官員奉法守正的風氣，但官員的厚祿最終造成人民和國家的窮弊，同時也因制度的紊亂而造成吏治的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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