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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這三大問題，已經成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根源，不過相信這些問題會隨著醫療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而得到解決。”劉克玲說。
    (3)“不看病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有病無法得到及時醫治；意味著因為疾病而造成的生命危害無法得到有效清除；意味著在疾病面前生命安全缺乏有效保障，嚴重的甚至意味著死亡。”解放軍302醫院的姜素椿教授這樣對記者說。從醫生的角度看，有了病就應該到醫院去看，如果不看，小病拖成大病，輕病拖成重病，甚至危及生命。尤其是一些傳染病，不到醫院就很難了解它的危害，一旦傳染給更多的人，后果不設想。
    談到衛生部的調查結果，姜素椿教授說，一些慢性非傳染病的增加(本次調查顯示，我國有慢性病患者1．6億。高血壓、糖尿病和腦血管病成為城市居民的多發病)，也是人們不去醫院看病造成的。不去醫院看病使得一些疾病沒有被及時發現，最終形成慢性病。
    姜教授還提醒說，對于疾病來說，一般的規律是：早看病少花錢，晚看病多花錢。他明確表示，不提倡有病在家自己治。他說，大多數人對自身情況的認識很不客觀，也不專業，這樣做很容易耽誤治療。如果這樣做的人多了，會對整個的國民身體素質和健康水平形成很大威脅。
    (4)躺在病床上的史振軍是從河南來京的務工人員。7月20日下午，他在北京一個工地上干木活兒，因一腳踩空從6層樓上掉了下來。經診斷，史振軍為腦震蕩和三根肋骨粉碎。
    “他的妻子正在臨產期”，在醫院照顧他的同鄉史鵬芝說。一個月前，史振軍為了掙點錢回家辦生孩子的喜酒，經熟人介紹來到北京打工。“三天已經花了兩萬多元了，我們在工地上每天才掙40多元，剛來一個月，工錢也沒發。這錢先由老板給墊著，以后再說吧。”
    “現在還沒敢通知他家里。他不讓打電話，怕妻子和70多歲的父母知道后受不了打擊。可也不能老這么撐著，這不算什么工傷，花這么多錢他一輩子也掙不了……”史鵬芝低著頭說。
    病床上的史振軍頭上纏著厚厚的繃帶，黝黑的臉上有淚水的痕跡。直致記者離開病房，他始終沒說一句話。
    (5)“首先是概念之爭。”曾任衛生部政策法規司司長的蔡仁華說，最初，衛生部委的意見是，將醫療機構分為非營利性和營利性兩類管理。如今，又有人提出按公益性與經營性劃分。蔡仁華認為，后一種提法不科學。因為公益性醫療機構也需要經營。這種劃分容易讓人誤解為公益性醫院不需要經營、核算。
    其次是體制之爭。按衛生部委的《指導意見》，政府辦的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由同級財政給予合理補助，并按扣除財政補助和藥品差價收入后的成本制定醫療服務價格；其他非營利性醫療機構不享受政府補助，醫療服務執行政府指導價。衛生、財政等部門加強對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的財務監督管理。營利性醫療機構價格放開，自營，照章納稅。
    第三大爭議是機制之爭，即醫院內部的補償機制。蔡教授說，《指導意見》認為，要實行醫藥分開核算、分別管理，解決以藥養醫問題，必須切斷醫療機構和藥品營銷之間的直接經濟利益聯系，要在逐步規范財政補助方式和調整醫療服務價格的基礎上，把醫院的門診藥房改為藥品零售企業，獨立核算、照章納稅。
    蔡教授解釋，過去政府容許醫院從藥品銷售的零批差價中提留一定比例的銷售收入，以彌補財政投入的不足，即“以藥補醫”。醫院和醫生都希望通過多開藥來增加收入，所以老百姓看病的費用也隨之越來越高。
    “舊的醫院補償機制要打破，而新的機制還沒找到。”蔡仁華解釋，目前醫院的收入主要包括財政補貼、醫療服務收費、藥費差價收入三部分。財政補貼只占醫院總收入的10％左右，醫療服務的收費較低，收不抵支，勞務虧損。如果現在去掉“以藥補醫”，醫療服務費又不可能提得太高，如何能解決醫院的補償問題，成為爭的又一個焦點。
    (6)一邊是主管部門的實施方案“難產”，另一邊是醫患糾紛愈演愈烈，看病越來越貴。長期關注衛生經濟的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對目的狀況表示擔憂。
    據介紹，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財政改革的深入，國家大幅削減醫療投入。投入少了，政府自然要給醫院政策。
    李玲研究后發現，隨著政府的放手，醫院給自己找到兩條主要財路——多賣藥、多上高新設備。有的醫生和醫院盡力誘導患者用價格昂貴的高新儀器診療，結果，老百姓看病越來越貴，因病致窮的例子也越來越多。
    李玲教授對此的解釋是，醫院管理混亂，包袱太重，冗員太多。
    在李玲看來，醫療體制改革不是簡單的醫院改革，還應該包括醫療保險、藥品、醫療  "前政府大力推行的醫院改制，感覺像在甩包袱。”李玲說，怎么改制?誰來主管?怎么監管?在這些問題都沒有解決的情況下，自然會出現近期被媒體廣泛關注的“新興醫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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