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個老問題,以習 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今年將其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把這個發展命題提到了新的高度.在這樣一個國土面積占全國1.9%、 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10%左右的“心臟”區域,該如何釋放經濟活力、激發社會創造力?

　　過去35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是經濟和社會有活力的地方,政府都把手中的權力最大限度下放到基層,下放到市場和企業,下放到社會.實現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 首先要實現體制、機制的協同創新.以協同性的簡政放權,讓作為創新科技和文化軟實力國際中心的北京,作為現代產業體系中心的天津,作為戰略支撐帶的河北,各司其責、聯袂而動.

　　三方的簡政放權有共同遵循,就是法治化. 一則“法無授權不可為”,講的是把政府的權力關進籠子里,二則“法無禁止皆可為”,講的是最大限度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京津冀協調發展的活力能不能充分釋放,很大程度取決于能不能依法推進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能不能擁有良好的制度與秩序.

　　制度協同創新,一方面要協同治理,推動能源結構、 產業結構以及清潔技術調整,一方面還要平衡京、津兩個超大城市與河北中小城市之間的經濟落差,促動落后地區的節能減排、綠色轉型.當京津冀三地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均衡時,人口資源的畸形集聚也會得到有效分解.比如在長三角,上海扮演著龍頭地位, 拉動周邊的綜合交通基礎設施不斷便利、發達,而在大珠三角地區,廣州、深圳、香港三大都市之間的分工合作也越來越成熟.京津冀的一體化、協同化,要求三地重視交界處的新城建設,合作共建專業的醫療中心、職業教育和培訓中心、休閑會展中心,把特大城市的人口引向田園小鎮.

　　北京的創新研發資源居全國前列,技術市場交易額已占全國40%. 天津的產業也呈現出高端制造和技術密集的特征.相比之下,河北正在積極打造的現代制造產業帶,是京津冀能否實現協同創新、 增加新動力的關鍵尺度.需要在“比較劣勢”的領域發掘國際競爭新優勢,把“走出去”與“引進來”更好結合.過去多是引資本、引人才、 引技術,下一步的“引進來”更應重視引制度,對比國際高水平的創新環境和創新制度,打造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突破口.

　　關于京津冀的一體化,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比如統一的市場體系建設問題,如何讓三地的商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互聯互通、暢通無阻.再如, 中關村、濱海新區、河北的各類工業園區, 如何合作形成新的增長極.還有,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依然有所欠缺,這方面需要建立統一的準入制度,在負面清單基礎上讓各類主體平等進入.實施京津冀一體化大戰略, 必定要求實現三地制度協同創新,打破一畝三分地,為了共同的目標,付出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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