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背景】

　　北京市委社會工委、市社會辦與上海華夏社會發展研究院組成課題組于2013年12月29日發布了《中國社會建設藍皮書·北京社會建設報告》，啟動了北京社會治理大數據理論積累的工作。報告聚焦北京社會建設(包括社會治理)客觀指數，客觀描述和反映了北京社會建設、社會治理的特質。一是橫向比較：北京與31個省市的比較，與全國13個1000萬人口以上特大型城市比較，與G20國、金磚五國、新加坡、韓國、中國香港比較。如31個省市自治區社會建設的37個指標，特大城市21個指標的比較，社會建設綜合指數北京第一;社保、社會環境與G20國、金磚五國比，處于領先水平，但預期壽命低于新加坡、韓國。二是縱向比較：北京社會建設、社會治理五年走勢，19個指標分析，總體趨勢好，尤其是預期壽命，到2010年以后年均增長1.02歲，很少見。

　　有人說，大數據在改變人們生活方式、企業組織的同時，也在為社會治理方式、治理體系提供改變的思路及革命性的改造工具。

　　【解讀】

　　當前，我國社會正處在多元復合轉型時期：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并逐步走向知識社會;從傳統的封閉狀態走向開放;從科層制社會向扁平的網絡社會轉型;從單純追求經濟效益走向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當然，社會轉型期也是各種社會問題的多發時期，面對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各種社會不穩定因素的不斷增加，探尋治理與制度創新已經成為政府部門的當務之急。

　　習近平總書記說，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有了好的社會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社會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社會治理體系的效能。大數據以一種迅疾的速度滲透到人們的生產、生活中，對社會治理方式和治理體系的改變有一定積極意義。具體來說，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提升科學決策水平。大數據處理，作為一種新興數據處理技術，能夠更為有效地集成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領域方方面面的信息資源，為社會治理提供重要數據基礎和決策支撐。如醫療、“三公”經費、保障性住房、食品藥品安全等改革焦點問題，都可借助大數據來輔助決策。更為重要的是，大數據處理應用的廣泛應用，利于形成用數據分析、用數據決策、用數據創新的治理思維和文化，對于實現“數據治國”具有深遠的影響和價值。

　　二是增強社會治理能力。大數據處理與公共危機管理的有效對接，能夠強有力地推動公共安全信息網絡完善，促進跨部門、跨區域管理信息協同共享，提升公共危機事件的源頭治理、動態監控、應急處置和事前預警能力;大數據處理與互聯網、微信、微博等新媒體的深度融合，可以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從更深層次、更廣領域促進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互動，形成政府主導、公眾參與、多元協同治理的新格局。這些無不驗證了大數據在增強社會治理能力方面的重大作用。

　　三是提高政府服務效能。大數據與物聯網、云計算等技術的聯姻，能夠加快智慧城市的建設步伐，推進智能交通、智能物流、智能社區、智能醫療、智能教育的快速發展;我國的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生態化建設也將因大數據的革命而加速轉型升級。大數據處理所集成的數據挖掘、遺傳算法、機器學習等前沿技術，可實現對項目實施過程的實時動態監控與預警，減少差錯和舞弊行為，對建設陽光、高效、服務型政府具有積極意義。

　　大數據在社會治理中的創新應用實踐為社會治理帶來新機遇。如何發展大數據技術創新社會治理顯得尤為重要。

　　首先要制定大數據國家戰略，加強頂層規劃和設計，打造“數據中國”。大數據將成為引領未來科技和社會進步的重要載體。建議我國從國家層面設計大數據發展戰略，做好頂層設計，引導和推動各領域、各行業對大數據的研究和利用。

　　其次是完善大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擴大社會應用，促進數據驅動的社會決策和治理常態化。信息技術基礎設施是大數據技術應用的載體，大數據本身也將成為社會基礎設施的一部分。大數據中心和數據應用平臺建設的水平，決定了大數據時代的數據能否被有效收集、分析、挖掘和應用。建立數據庫資源的共享和開放利用機制，不僅打破政府部門間的“信息孤島”現象，也加強政府與社會公眾間的互動反饋，使數據驅動的社會決策與科學治理常態化。

　　最后要建立數據使用規范，規避大數據的使用風險。技術往往是一把雙刃劍。大數據的收集和使用可能涉及國家信息安全和公民隱私等，需要在立法層面明確大數據采集和使用的原則。大數據平臺本身的安全性也應引起重視，需要國家相關部門制定大數據技術標準和運營規范，重視大數據及信息安全體系建設，加強對重點領域敏感數據的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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