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14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已經結束，最終有152萬人審查合格，平均每個崗位有77人競爭。其中37個招錄職位的報名比例超過1000：1，最熱崗位競爭比達7192：1。早在此前，為了能讓“有志者”順利“闖關”，不少公考培訓機構大顯身手，甚至有“好事”的高校，堂而皇之地開設了以公考應試為目的的“選修課”，乃至“必修課”。

　　公考培訓究竟可不可以“入課”、該不該“人課”?盡管當事的學校聲稱有助于學生就業，應該提倡。但大學當以培養學生“獨立自由之精神”為己任，在人才培養、課程設置上過分講求從現實需要出發，過度“工具”“理性”，難免會陷入“功利主義”的泥淖，最終迷失對大學理想的堅守和追求。

　　作為大學，要有“超脫”氣質，大學教育最終讓學生獲得的，不應是某些知識、某種技能，更不是某個崗位，而應是深植于學生內心和骨髓的理念、情懷和氣質。占用有限的教育資源，開設公考培訓選修課、必修課，豈不是有對學生的職業選擇進行“誘導”之嫌?此舉之下營造出的“全民考公”“考公為榮”的氛圍，豈不是為已顯畸形的“考公熱潮”推波助瀾?

　　毋庸諱言，大學教育不能脫離實際，而要關注現實、融入現實。但這種“實際”和“現實”，應是各個學科最新的理論成果、最鮮的研究動態、最準的發展趨勢，而不應是瞄準當下的某種流行、某個熱門，進而急功近利教授學生某種謀生的技能。高校公考培訓進入課堂，說到底是迎合現實的“短平快”行為，無論出于什么樣的初衷，都難掩其背后的功利心態。

　　柏林大學的創辦者、德國教育家洪堡認為，寂寞與自由是高等學術機構范圍內起支配作用的原則。面對強大世俗力量的擠壓，大學不能一味“人鄉隨俗”，相反更要經得起誘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線。唯有如此，大學存在的意義才愈發彰顯，人類文明的精神之光才愈發閃亮。

　　5.高考在中國素有“第一考”之稱，每個省都有“狀元生產線”和“一本考生生產車間”。最著名的是人大附中，據說北京市這些年來的文理科狀元，一半以上出自這所中國最牛的中學。河北的衡水中學也是一所狀元名校，不僅壟斷了狀元，甚至在全省能夠上重點大學的考生當中，它占了一半，其他的上百所高中加起來才能跟它相比。從寧波鎮海中學網站的“高考榜”上可以看到，自2007年起，每年該校的一本上線率都超過90%。對高分、對狀元的追求，讓學校和學生都倍添壓力。

　　“我并非排斥學習，而是希望我們大家可以為了自己的理想而學習，學習自己想學的知識，我們是人，不是機器，更不是學校為了提高升學率的機器。”這番言辭犀利的話，是江蘇省一名高中學生在數千名師生眾目睽睽下的演講。事后這名學生的演講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熱議，表明它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眾多學子的共鳴，反映了受教育者的心聲。

　　作為浙江省高分考生最多的學校之一，杭州市第二中學校長Y坦言：“如果這種吃苦能給孩子帶來什么好處也就罷了，問題是初三和高三的復習是對學習行為的一種扭曲，因為是通過不斷地做、不斷地記、不斷地刺激，然后形成所謂的正確率的再現，跟現代學習剛好相違背。現代學習是基于問題解決方法的，而我們在低水平重復的只是一些工具性的內容。”

　　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員J表示，當前的教育模式以中高考為“指揮棒”，培養了一批擅長考試的學生，為學校爭取榮譽、增加效益，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學生，其功利性可想而知。這種教育模式是將教育設定為競技場，使青少年為個人命運以及成功進行競爭，同時將所有受教育者區分為“成功者”和“失敗者”，改變了年輕人本應該擁有的平等、關愛。今年讀高二的小賀已經戴上了400度的近視眼鏡。文學一一這個曾經令他激動不已的夢，在這些年里變得漸漸模糊起來。上小學的時候，他對文學和歷史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興趣。進入初中后，他嘗試著寫了很多尚不能稱之為“小說”的故事，用電腦打印出來，還裝訂制作了封面，拿到親友中傳閱，煞有介事地過了把作家癮。但現在，小賀早就沒時間去做這件事了，他已經被功課壓得喘不過氣來了。

　　一位北京市民說：“許多學校加入到對成績的爭奪戰中，而壓縮學生上體育課的時間和雙休日用來做習題是競爭的關鍵。”

　　浙江省疾控中心營養與食品衛生監測所副所長G在接受某報采訪時說，自己女兒所在的小學把一天兩次的眼保健操改成了一天一次，他和幾位學生的家長一起去找學校反映，學校卻說“把做眼保健操的時間拿來繼續上課，一個學期也能利用不少時間呢”。

　　實際上，中國教育部門并不要求校長們追求升學率，并且明文規定各地不得對高考成績排名，對校長的考核里，也絕對沒有對高考成績的任何要求。但是家長們認為，高考是決定孩子命運的考試，考上好大學才有好前途。因此從名小學、名中學到名大學，這已經成為中國孩子們的第一選擇。“當下流行的一些口號，諸如‘不要輸在起跑線上’‘高考改變命運’等，都是教育極端功利化的結果。”研究員J說。

　　“有些地方高考不好，縣委書記出來道歉，其實是因為老百姓比較關注高考成績，高考成績成為衡量一個地區教育發展水平的標尺。”教育專家熊丙奇說，“地方官員非常在乎一年有多少孩子考上北大、清華，他們認為這象征著教育實力，這種思維就是‘教育GDP主義’。”這一切都似曾相識：不計成本、不計后果地透支資源和發展潛力換來經濟的增速，不計成本、不計后果地透支孩子，為學校爭光，為地方爭光。“GDP主義的毒害太深了。”浙江省教育廳廳長1說。

　　6.新華社等媒體報道，美國芝加哥大學國際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單論工資，在全球28個國家的老師中，中國幾乎排到了墊底的位置。

　　在中國，剛入行的大學老師收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為每月259美元(約合人民幣1632元)，是全球“最低價”。中國大學老師的平均工資也僅為720美元(約合人民幣4537元)。相對于城市的平均工資，這個數字也不算太少。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數字是平均的，它會掩蓋一些教師收入的窘迫現實。

　　不過，教師窮其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教育精神的墮落。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紀寶成曾批評過“大學圍繞市場轉”。事實上，現在的大學不僅在圍繞市場轉，也在圍繞權力轉。于是乎，教育失去了尊嚴，功利主義越來越盛行，高校與教師成了金錢與權力的奴隸;于是乎，大學更加看重教師項目經費的多少，常常忽視一些教師實際的科研水平;于是乎，一些學生也不再崇拜有學問的老師，而只是看老師開什么豪車。相比于較低的待遇而言，這樣的教育環境與校園氛圍，無疑會讓“不功利”的教師更加痛苦。

　　“教育功利化，學術行政化，學校衙門化，學界官場化，學者奴才化”，這是社會對大學的評價。“教育功利化”不僅導致大學效率低下，導致大學和教師失去尊嚴，也導致了大學教師們的貧富分化。華中科技大學原校長李培根曾直言不諱：“僅僅靠國家規定的工資收入，高校教師的待遇就太差了，讓某些教育機構的老師有了為房為車、追名逐利的借口。”待遇太差原本不該是大學教師追名逐利的借口，但在功利化的現實面前，待遇卻常常會成為一些教師的唯一選擇。

　　基于此，政府不僅要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提高大學教師的基本待遇，嚴格監督教師的“創收”收入，也要在教授治校、去官化和去行政化等方面抓緊改革。唯此，教育投入才不會打了水漂，大學教師才不會只顧追名逐利，大學才不會越來越功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