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時下，少數黨員干部和黨政機關似乎陷入了“塔西佗陷阱”，不管你怎么說、怎么做，都被老百姓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這種“懷疑情緒”的蔓延，不僅使干部和黨政機關公信力受損，更使行政效率下降。沉下心來看看生活，我們不難發現，很多人都有質疑別人的習慣：陌生人過來問路，我們會覺得有企圖;看見同事拿著一個新款的名牌包，我們也會質疑是假貨;超市搞促銷，我們會質疑這是商品出現了質量問題;甚至是看見一些官員、明星做公益活動，我們也會覺得這就是在作秀。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對10709人進行的調查顯示，71.8%的受訪者確認身邊普遍存在習慣性質疑者，41.1%的人坦言自己就有習慣性質疑的毛病。為什么人們會習慣性質疑?調查中65.6%的人認為“社會上炒作太多，不敢輕易相信”，63.8%認為“社會出現信任危機，不再相信高尚和純真”。

　　8.據中國網2012年9月3日報道，北京市朝陽區原副區長劉希泉在任時以其特殊身份，幫助兒子劉偉疏通“關系”，騙取拆遷款477萬元，并多次利用特權為親戚朋友謀取私利。

　　官員腐敗通常都是因為權力沒有受到有效限制，造成官商勾結和權錢交易現象頻發，俗話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在現實社會中，可能很多領導干部的一句話也足以決定一個人的財運和官運，在公權監督缺位的官場中，自然也就存在很多手握重權的官員趨之若鶩，難免引來群眾一系列的習慣性質疑。2012年，魯若晴這個名字在媒體報道中頻繁出現。這個23歲的青島女孩年初被確診患有白血病后，在微博中記錄抗癌故事。然而，一些網友懷疑她是網絡炒作者虛構的人物。一些媒體和網友甚至宣稱，最初向大家介紹魯若晴抗癌故事的人在炒作中獲利。最后經媒體實地探訪證實，魯若晴確有其人，相關質疑完全無中生有。

　　要想真正遏制濫用職權、以權謀私的現象，重拾公眾的信任，公權監督就得走“親民”路線，讓普通人也能參與進來，一雙眼睛不好使，就多幾雙眼睛，總能夠將某些官員的把戲看穿。在公眾充分享有的知情權面前，大到熱點問題，小到日常工作，將信息開誠布公向老百姓解惑釋疑才是最關鍵。尤其在現今輿論監督特別是網絡監督的強勢圍觀下，經受“質疑”并且善待“質疑”已然成為職能部門的一堂必修課，充分發揮網絡媒體的引導作用及時向公眾解惑釋疑更是一種執政能力，切莫在“躲躲藏藏”中讓自己陷入“塔西佗陷阱”。

　　9.2013年上半年網上頗為流行一個“中國式過馬路”的段子，“湊夠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紅綠燈無關。”引起了不少網友的共鳴，在調侃的同時又生發出對交通、國民素質和安全意識問題的討論。循著這樣的思路，一些行人縱身一躍橫跨公路隔欄，可稱為“中國式跨欄”;公交車站乘客們蜂擁而上擠進車，可稱為“中國式上車”;正在行駛的車輛突然一個急轉，強行插入另一條車道，可稱為“中國式并線”。

　　這種變化之中，一則存在群體效應，大家都這么做，法不責眾，形成了一種社會氛圍;一則發生了規則的異化，原來的紅燈停綠燈行、排隊依序、駕駛規則等都被放到一邊，扎堆前行、拼搶上車、強行并線成了眾人奉行的“潛規則”。有規不行，違規成風，由此看來，“中國式過馬路”等現象，其實是陷入了一種規則困境。

　　幾乎每個人都知道亂闖紅燈是不文明的行為，但是生活中還是有好多人對此事明知不當為而為之。除了因為人們總是認為交通事故這樣概率極小的事不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們的從眾心理外加群體效應的影響，想一想，紅燈車少時如果身邊的人都過馬路了，只有自己站在一邊等綠燈，人們心里總會有一種自己看起來很傻的感覺。更何況如果“湊夠了一撮人”，情況就變成“車怕人”了，出交通事故的幾率自然也就近乎為零，那么大多數人在這時候都是會選擇混在一群人里大搖大擺地橫跨馬路，這樣的心理導致了更多的闖紅燈現象。

　　交通管理與設置方面也是有缺陷的，很多時候紅綠燈給車通過的時間有兩三分鐘，而給人過街的時間只有十二三秒，時間經常來不及，況且，過街橫道線要三四百米遠才能有，天橋或地道還有長長的上下梯步。

　　10.現在有地方對“中國式過馬路”動起“真格”了，從2013年3月1號起，浙江省公安廳對“中國式過馬路”實施“零容忍”管理，20天以來，浙江已處罰“中國式過馬路”近萬起，其中闖紅燈八千二百多起，不走人行橫道一千六百多起。

　　20來天處理近萬起行人違章，從數量來看并不少，但據浙江警方說，由于警力有限，加之違法行為數量大，這些被處罰的行人多數都是違章過馬路的帶頭人。言外之意很明白，違章的人太多，根本管不過來。

　　對于“中國式過馬路”的現象，社會各界議論頗多，譴責者有之，理解者有之，庖丁解牛般分析者也有之。其中有一個重要的聲音就是“治亂象，用重典”，也就是重罰每一個不守規矩的行人，而浙江也正是這樣做的。

　　破解“中國式過馬路”，不只是一道公民素質題，還是一道社會管理題。如何協調社會關系、平衡各方利益，制定體現以人為本、公平正義等理念的社會規則，提升規則的科學性?如何在規則實施中一視同仁，對違規者依法進行懲處，提升規則的公信力?這不僅考驗著管理者的智慧與能力，也需要民意的參與和監督。人人行動起來，人人負起責來，共同遵守和捍衛良性規則，才能實現社會的和諧運作。

　　11.目前，從總體上看，當前中國人的社會心態表現為積極健康向上的態勢，多數社會公眾投身社會發展的積極性和應對社會變化的心理承受能力顯著增強。但是，改革開放帶來社會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和社會各階層的分化組合，由此也引起了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的社會心態出現一定程度的分化和多樣化，社會心態始終處于不斷調整、適應、分化、易變的動態過程之中。由于一些不健康、不正常的心態發生、演化和累積，一些社會公眾表現出極端化、情緒化、畸形化的思維方式和心態模式，對于社會整體的良性發展和社會個體的身心健康也造成了不利影響。

　　社會心態具有自發性、隨意性，也有傳播性、感染性，當社會價值標準不明確時，特別是當社會價值觀和道德規范發生劇烈改變，人們的不穩定、不確定感增加時，個體會通過與他人分享社會標準形成的過程，創造和保持對意義或現實的體驗，增加穩定感。由于社會個體的多樣化存在，以及倫理價值規范的可選擇性增強，個體與他人分享社會標準形成的過程，就是不同社會群體按照價值觀標準不斷分化組合的過程，也就是社會價值觀念分化和多樣化的過程。

　　有關調查結果表明，大多數人表示，金錢并不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標，但現實生活中，經濟收入還是成為衡量社會地位的重要指標，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標。大多數人表示，對國家的未來發展“抱有很大信心”，而對自己的未來則表現出明顯的猶豫和不自信態度。大多數大學畢業生表示，擇業最看重“是否有利于個人發展”，而用人單位發現，“待遇好，工作舒適”通常是最有吸引力的條件。社會心理的矛盾性和不確定性所造成的心理振蕩和情緒漩渦，會使社會成員的心理行為表現出明顯的群體極端化傾向，或者趨于極端僵化保守，或者趨于極端冒險沖動，一些借機泄憤、聚眾滋事等事件之所以頻頻發生，與此有直接的關系。

　　作為一種狀態，社會心態反映著人們的精神氣質、心理情緒和價值取向;作為一個過程，社會心態為社會成員所建構，包括生成、改變、沉積等;作為一種動力，社會心態不斷為個體提供心理場域和輿論背景，潛在地引導、誘發、推動、限制著個體的行為活動。在這種狀態下，我們更要要培育奮發進取、理性平和、開放包容的社會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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