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沿革

　　經過四審、橫跨三年、歷時一年多，千呼萬喚的“食品安全法”2009年2月28日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期間是怎樣的歷程?經過哪些修改?此處不妨一一梳理，管窺一部法律誕生過程。

　　從“食品衛生法”到“食品安全法”

　　2004年曝出阜陽“大頭娃娃”劣質奶粉事件，成為“修法”的直接動因——只不過當時目標是“食品衛生法”。

　　隨后，“蘇丹紅”事件、PVC保鮮膜致癌事件、含孔雀石綠水產品、雀巢奶粉碘含量超標、食品包裝袋苯超標、福壽螺事件、豬肉瘦肉精超標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故頻發。2007年底，國務院法制辦會同有關部門對食品衛生法修訂草案作了進一步修改，并根據修訂內容，將“食品衛生法修訂草案”名稱改為“食品安全法草案”，由此這一概念首次正式浮出水面。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法室處長黃薇在回憶這一歷程時表示，“國務院法制辦在修訂過程中，發現這部法要增加規定的內容已經超出了食品衛生法的范疇”，“食品衛生法更加關注食品外在的東西，即是否衛生干凈，而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是食品吃了以后產生的潛在危害”。

　　初審：懲罰性賠償成最大亮點

　　2007年12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初次審議食品安全法草案，初審強化了食品生產經營者作為食品安全第一責任人的責任，并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特別是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即除了賠償消費者的損失以外，還可以要求價款十倍的賠償金，成為亮點之一。

　　此外，還規定了制定統一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建立以食品安全風險評估為基礎的管理制度、建立食品安全信息統一公布制度以及確立監管體制也在草案中提到，但表述尚過于籠統和模糊。

　　二審：明確刪除監管碼制度

　　2008年初，日本“毒餃子”事件進一步引發國人中國食品安全問題的關注，該事件雖在確認人為作案后平息，但中國食品安全形象在世界收到一定程度影響。同年3月草案全文公布向社會征求意見，一月里收到意見超過一萬件。北京奧運會后，于8月下旬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食品安全法草案。

　　二審草案除了強調食品安全監管“權責一致”原則、強化食品企業的社會責任、明確食品小作坊監管方式之外，審議中還有常委委員提出，監管碼技術并不復雜，容易仿冒，實踐中查詢率低，對產品防偽作用有限;而且目前企業已廣泛采用條形碼，再實施監管碼，企業除需要支付入網有關費用外，還涉及增加員工、設備等問題，會增加生產成本;多數小型食品企業不具備入網能力，建議法律不作規定。

　　因此二審草案刪除了“對食品、食品添加劑和食品相關產品實行監管碼制度”的條款。

　　三審：廢除免檢制度，加強風險監測和評估

　　震驚國人的三鹿奶粉事件，進一步加速了食品安全立法步伐。離二審僅僅2個月，“草案”即第三次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事實上，三審稿重點對八個方面做了修改，許多都是針對這一事件而進行的。

　　三審稿強調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職責，突出“全程監督管理”，即從源頭到餐桌都不能留有空白。為防止食品添加劑的不規范使用和濫用，保證食品的源頭安全，對食品添加劑的生產經營、目錄范圍、使用以及添加劑的標簽等都做了相應規定。

　　針對“三鹿事件”暴露的問題，最高立法機關此次修改食品安全法草案時，還增加了責令召回制度、強化了責任追究制度、明確了制定食品安全標準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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