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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維護群眾的物質利益，從源頭防止群體性事件

　　一是以經濟發展為中心，解決經濟基礎問題。我國現階段所出現的人民內部矛盾，無論是經濟領域的物質利益關系引起的利益矛盾，還是政治理念、民族差別或是城鄉之間的矛盾，歸根到底都源于經濟原因。倘若我們的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的水平提高了，我們解決各種問題和矛盾的回旋余地就必然會更大。經濟得到發展，人民群眾生活得到改善，社會穩定就有了深厚的物質基礎。為此，各級、各部門要深入調查研究、切實解決經濟發展中的重點難點問題，特別要下大力氣解決好虧損企業、破產企業職工的生活保障問題，努力實施再就業工程;要改進和加強以“聯、幫、促”為主的多種措施，幫助企業走出困境，帶動社會各界獻計獻策，共謀發展;要采取“路教”等行之有效的辦法，到農村宣傳，促農業發展，幫農民致富，為預防和減少群體性事件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二是減輕群眾負擔，關注民生問題。近些年農村發生的一些矛盾，有些地方黨群、干群關系緊張的狀況遲遲得不到緩解，尋根溯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多取少予”和侵犯群眾利益造成的。決策者要樹立正確理性的政績觀，不能脫離實際，好大喜功，只顧眼前的虛假繁榮，去犧牲老百姓的利益。而要從本地、本單位的實際出發，腳踏實地，埋頭苦干，量力而行，切實解決與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問題。同時，社會福利目標必須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即不能超載也不能人為壓低，只有這樣才能讓廣大群眾在為發展付出代價的同時，分享到發展的成果，調動和維系人民群眾發展經濟的積極性。

　　三是要健全社會救濟，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要逐步形成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相銜接的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形成社會安全網，實現社會公平。要完善“低保”，建立醫療、教育救助制度。對那些通過自身勞動仍不能解決生活溫飽者，國家要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給予困難家庭在生活、醫療、教育、就業、住房、重大事故和災情等方面的救助。比如，要用減免學雜費和恢復人民助學金的辦法，實行貧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同時要建立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和物價指數的上升，適時調整低保標準的機制，使之成為一種可操作的制度性安排。

　　(二)加強法制建設，依法處理群體性事件

　　一要大力發展基層民主。要通過擴大基層民主，完善村民自治，擴大農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減少民主欠缺帶來的社會矛盾。一方面健全與完善村務公開制度。通過地方立法限定村委領導權力行使的范圍，并將應公開的村務內容設定為村委領導被罷免的具體條件，以及建立嚴格責任追究制度，促使村委會領導將村務公開視為特定責任，全面促進村務公開，并將進一步完善基層政府對村委會的監督內容和方式。另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基層黨委、基層政府和村黨組織對基層民主選舉的監督內容和形式，排除家族勢力對選舉的干預、影響與控制，防止因選舉不公正而產生社會沖突。

　　二是完善處理群體性事件的相關法律法規。要根據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及時出臺相應法律法規，使社會矛盾的處理和解決有法可依，促進經濟社會有序發展。健全法律法規，關鍵要從法律層次界定群體性事件的性質、規范處理群體性事件相關機關的地位、權利和義務、運行機制等，要對群體性事件中的違法亂紀的懲戒作出法律的規定。特別要抓緊制定群體性事件處理的專門法律，在條件成熟的時候，使之出臺。同時，要健全處理群體性事件的相關規章規定，對不合時宜的規章及條款給以修訂和廢除。比如，2007年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出臺專門指導性文件，對檢察機關如何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提出具體意見。其中包括對群體性事件中的犯罪案件堅持懲治少數，爭取、團結、教育大多數的原則等。

　　三是規范政府的執法行為。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提高了，才能有效運用法制宣傳教育這一重要手段，在處理干群矛盾中，在處理突發事件中，始終占據主動地位，依法行政，少犯錯誤，才能不斷提高自身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使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程序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規范化的軌道。因此，對政府而言，應當大力提升各級政府，特別是基層干部依法行政的水平，學會按法律辦事，學會按法律程序、法律手段解決沖突。同時，要加大對黨政干部違法行業的懲罰力度，對于因侵害群眾利益、對群眾反映的問題久拖不決等原因造成社會影響的事件，要實施責任追究制度。比如，在公務員法、政府采購法中規定，加大對于過激行為、違法行政進行處罰，使黨的干部自覺依法行政。

　　(三)健全防范和處理機制，有效防控群體性事件

　　一是構筑有效的防范機制。首先要把防范關口前移，建立、健全各級領導協調解決重大矛盾糾紛的責任制，建立重大群體性事件限期化解制度;其次要把防范重心下移，以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為重點，建立和完善縣區、鄉鎮、街道、企業、居委會、村委會三級矛盾糾紛調節防范工作網絡;再次要把防范時間延伸，重大活動、重要時期要開展重大矛盾糾紛排查調處活動。當前，必須把重點時期的防范化解工作延伸為經常性的工作，做到關鍵時期重點抓，平常期間經常抓，堅持抓早、抓小，及時察覺并解決一些傾向性的鬧事苗頭，防止矛盾的聚積和擴大。比如，許昌縣建立了“1+4+1”的處理涉檢信訪問題工作新模式，即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部門牽頭協調，以檢察院信訪接待站、派出所、基層法庭、鄉鎮司法所為依托，村兩委協助配合，構建起縣、鄉、村三級信訪聯絡機制，實行定期下訪，敞開接訪，主動約訪，實現涉檢信訪工作關口前移、重心下移，從而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從源頭上防范處理涉檢信訪問題。

　　二是逐步完善社會宣泄機制。一般說來，群體性事件在其發生的初期，還只表現為一種隱性的、個別的狀態。然而如果缺乏排放和宣泄的渠道，隱性的、個別的不滿情緒就會積聚成大量的、集中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因此, 有必要完善疏通不滿情緒、排放沖突因素的機制，從制度上保證有一個上情下達、下情上達的通道，給社會成員以提出問題、發表意見、發泄不滿的場所。諸如領導接待來訪,與群眾對話，民主議政，民主評議黨員、干部等形式，讓群眾能暢所欲言, 使不滿情緒通過經常的、小規模的交鋒,得以逐步緩解, 不至于因不斷積聚而產生激烈沖突。為健全這樣一種體制，必須正確理解“穩定壓倒一切”，不能把穩定理解為壓制群眾的不滿情緒和行為，不給群眾以表達不同意見的機會。

　　三是建立快速高效的處理機制。比如，建立信訪情報交流制度，按照及時、準確、全面的要求,建立起多層次、靈敏高效的情報信息網絡,對本部門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及時通知相關部門;建立協助接訪制度，群體性事件涉及相關部門管轄范圍的，及時聯系相關部門派人共同解決處理;建立信訪工作聯席會議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研究信訪工作的特點、成因、預防對策和處理方法等，形成齊抓共管的整體合力。各部門應把屬于自己職權范圍內的矛盾糾紛予以化解，切實摒棄互相推諉、扯皮的不良作風，提高工作效率，避免和減少群體性事件的發生;要制定和優化工作預案，針對群體性事件的特點,在法律保障、指揮協調、警力調配、通訊網絡、后勤保障、處置措施和程序以及戰略戰術的運用等方面,盡快形成一套比較完備規范、切實可行的運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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