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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增長必須注意“五防”

姜作培

　　2009年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一攬子計劃的積極作用下，我們努力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國民經濟運行出現了積極變化，呈現企穩回暖的跡象，保增長的整體表現好于預期。但我們不能掉以輕心，經濟運行的狀況表明，應對金融危機，必須十分注意防止和克服保增長中一些不科學的苗頭性傾向，以推進我國經濟的整體轉型，實現我國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一防保增長與調結構變成兩張皮的傾向。保增長與調結構，這是我國政府應對金融危機，促進我國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提出的兩個重要調控目標。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努力實現這兩個目標的內在統一，做到既保持經濟較快增長，又推進結構優化升級。但目前在保增長與調結構關系處理上存在一些偏差，有的地方出現了重增長、輕結構的傾向，研究保增長速度多，謀劃調結構少，把保增長與調結構變成了兩張皮，這種傾向需要引起警覺。

　　保增長與調結構，兩者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統一的一面。從矛盾方面看，如果就增長論增長，把投資作為保增長的第一推動力，一味通過擴大投資規模，實現經濟的外延式擴張，結果即使經濟增長速度上去了，但經濟增長的結構效益是難以提高的。損害持久和高效增長的基礎和條件，這樣的經濟增長也就沒有生命力。從統一方面說，在經濟增長中注意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進行調整，促進結構合理化、高級化，方可推進我國經濟健康高效發展。鑒于此，我們不能把保增長與調結構割裂開來，要以辯證思維的方法，統籌兩者之間的矛盾關系，這也是過去的教訓證明了的。我國的經濟結構之所以長期得不到有效調整，原因之一就在于以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關注的是GDP增長速度，忽略結構調整，結果GDP上去了，結構轉型升級的目標卻屢屢落空。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必須促進保增長與調結構的內在統一，把調結構作為保增長的主攻方向，在調結構上下工夫、花氣力。國務院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的最后落腳點都放在結構調整、產業升級上，就充分說明了結構調整在保增長中的重要位置。因此一切保增長的政策舉措都要有利于調結構，不能再為調結構設置障礙、增加困難。千萬不能因為要保增長，不管什么產業都繼續上，這樣做得不償失。要出臺一些既在短期內有利于保增長，又在中長期有利于結構調整的措施，這就需要充分考慮投資的方向、結構問題。

　　二防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相互脫節的傾向。通過擴大政府投資，刺激經濟增長是國內外歷史經驗證明行之有效的辦法。為了保增長，今年我國政府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擴大政府對經濟的投入。但我們又必須清醒地看到，僅靠政府擴大投資，把擴大投資需求都寄托在政府投資上，這是不現實的。政府的財力畢竟有限，絕對承擔不了投資的主要任務和責任。目前的問題是，盡管2008年以來各級政府投資的數量、規模有了較大幅度增長，但民間投資還未相應跟進。民間投資信心不足、熱情不高，不少民營企業處于觀望狀態。我國民間資本實力強大，現已在固定資產投資中占70%以上。調動民間資本的積極性，激發巨額的民間資本的活力，無疑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產生強大的拉動力。純粹靠政府投資帶動的經濟回升，很難形成持久穩定的趨勢，只有當民間資本投資增加的時候，政府的投資才有可能放大它的作用，整個經濟才有可能出現好轉。因此，在擴大政府投資的同時，必須充分利用和組織民間資本的力量，形成政府力量和市場力量的結合，這在民間資本富裕地區顯得尤為關鍵。

　　在目前國內外經濟環境十分嚴峻的態勢下，要促進各種民間投資者從投資信心不足、過于謹慎的狀態下解放出來，關鍵在于政府積極引導，深化“四兩撥千斤”的制度設計，進一步為民間資本的投資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比如在資本進入領域，應實行全面開放政策。打破政府限制，在項目審批、用地政策、稅費收繳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在資金支持方面，應放寬對民營企業的融資政策，拓寬金融空間，為其提供債券融資、貸款擔保、貸款貼息等政策支持等等，唯有如此，政府投資的擴張效應才不會演變成對民間資本擠出的效應，激發民間資本投資的生機和活力，讓政府資本與民間資本各得其所、各展其能，共同刺激經濟全面復蘇。

　　三防政府行政過多干預經濟運行的傾向。面對這場歷史罕見、沖擊力極強、涉及范圍越來越廣的國際金融危機，我國各地政府紛紛在第一時間出手，采用了一系列強有力的調控手段，快、準、狠地對當下經濟面臨的困境展開急救。然而也有些地方政府借救市救急為名，出現了對保增長的經濟活動包攬過多、干預較多的傾向。例如有的地方政府較多地干預了一些投資項目的決策，銀行信貸資金的投放，本地企業產品的促銷等等，上述種種帶有明顯行政色彩的政府調控，必然會抑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由于市場配置資源存在著盲目性、自發性、滯后性，確實需要政府必須加強對經濟活動的宏觀調控。尤其是在今天，應對這樣百年一遇的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各種情況的復雜性，變化的多樣性，發展趨勢的不確定性，前所未有。面對全國上下大規模的救市救急，無疑需要更多地發揮政府的調控職能。但政府作用的某種強化，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場的作用，更不是回到傳統計劃經濟老路。我國的市場化改革已整整30年了，在今天的體制下，經濟運行的諸多環節，均離不開市場機制的作用，主要靠市場配置資源，否則很難收到較理想的調控效果。如果借“救市”和“救急”為名，不恰當地造成政府干預經濟權力的擴張，這無疑會扭曲市場機制和背離市場規律，體制倒退的結果必然帶來經濟運行的低效率、無效率，最終也達不到保增長的預期目的。金融危機源于市場失誤，問題出在市場，最終還是需通過市場來解決。作為受危機影響的國家，擺脫危機的影響也還是需要借助市場作用。因此保增長在加強政府宏觀調控的同時，必須十分重視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政府應按市場規律辦事，多引導、少干預;多用經濟手段，少用行政手段，即使用行政手段干預也要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內在要求，這樣才能確保“保增長”的一切行為措施不偏離市場經濟的正確軌道。

　　四防橫向攀比、各地競相爭速度、比政績的傾向。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們發現在有些地區之間，特別是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受金融危機影響相近的地區之間，不甘落后，互爭前列，比投資增幅高低，比所鋪攤子大小，比項目多少，最終比增長速度快慢，競相充當率先實現經濟復蘇的“領頭羊”、“排頭兵”。這其中體現的強烈的進取精神和競爭觀念，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因素，但不問其動機何在，一味相互攀比的做法不可取，不可倡導。

　　因為我們國家大，各地發展基礎、優勢和實力千差萬別，即使在同一省、市，市縣之間發展狀況也大相徑庭，如果脫離實際、不顧條件，大家熱衷于橫向攀比，盲目地與其他地區比投資規模、賽增長速度、爭經濟復蘇的名次，其結果勢必會滋生許多嚴重弊端。要防止和克服這種傾向，一方面要求各地政府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從對GDP的崇拜中解放出來，從傳統的政績意識中解放出來，既要有“造福一方”的責任意識，也要有立足全國的大局意識，以求真務實精神將本地區的經濟速度和效益、數量和質量有機統一起來，義無反顧又矢向一致地沿著科學發展道路發展地方經濟、造福一方人民。另一方面，要完善領導干部政績考核體系、法紀制約機制和社會監督機制，形成正確的用人導向，幫助和引導干部樹立正確的事業觀、工作觀、政績觀。

　　五防重增長、輕改革的傾向。針對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下滑態勢加快的嚴峻形勢，各地各部門圍繞保增長的大局要求，紛紛在保增長上做文章，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但必須指出的是，與增長的速度、質量和效益息息相關、相輔相成的改革，有些地方和部門卻未把它置于重要位置，出現了重增長、輕改革的傾向。認為保增長是頭號任務、當務之急，急事必須急辦;改革是長期任務，可以緩一緩。在應對金融危機多種舉措中，講增長頭頭是道，講改革穿鞋脫帽。甚至把改革擱置一旁，這種在救急的名義下弱化改革的傾向，必須引起我們關注。

　　須知，當世界金融危機與我國的經濟周期性調整疊加在一起的態勢下保增長，這是一個浩大的系統工程，涉及國內與國外多個領域、多個層面、多個環節，因此我們不能就經濟論經濟，就增長論增長，必須統籌謀劃，把經濟增長與深化改革結合起來，兩篇文章一起做。過去30年，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靠改革推動的，改革是經濟增長的強大支撐。未來要實現我國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同樣需要靠改革來推動，改革仍然是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經濟上升時期是如此，下行時期也是如此。保增長當然要靠資金、物資等生產要素的投入，更要靠體制機制創新。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經濟生活中暴露出來的矛盾和問題，不少是過去長期積累下來的且是由體制造成的。如經濟的非均衡問題、資源浪費問題、消費滯后問題，根子均與體制相關，不可能單純靠發展來解決。這就要從體制入手，深化改革，排除體制上的痼疾，這才是治本之策。因此我們要緊密結合保增長的實際，把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作為保增長的強大動力，堅持用改革的辦法解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中的各種體制性障礙，為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提供生機和活力。(作者單位：江蘇省南通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