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天津許云鶴案的一審判決理由受到輿論詬病,被稱為“南京彭宇案”的翻版。2009年10月21日,許云鶴沿天津市紅橋區紅旗路行駛,遇到正在紅旗路上由西向東跨越中心護欄的老人王秀芝倒地受傷。許云鶴稱王秀芝跨越護欄摔倒,自己是下車攙扶助人為樂;而王秀芝則稱,被許云鶴撞倒。今年6月16日,一審法院判決許云鶴賠償王秀芝10萬余元。由于沒有有效的人證、物證,無法認定到底王秀芝是被撞傷還是自己摔倒,案情撲朔迷離……

　　該案主要事實真偽難明,判決存在與事實出入的客觀可能,法官應如何權衡?許云鶴辯稱自己是助人為樂,而助人為樂這種行為所代表的價值幾乎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支持和擁護,立法與司法都應當弘揚,從而為自己蒙上了道義的面紗。如判決王秀芝敗訴,可能造成王秀芝一個人的權利受損。如判決許云鶴敗訴無疑可以解讀為:助人為樂的行為可能會遭受相對方的惡意侵權索賠,如果行為人無法證明自己的清白,司法推定其為“壞人”(侵權人)。實際上,這種情況下司法邏輯的結果只能是,無法確認該行為性質,如果相對人仍然主張侵權,應進一步提供直接證據。直接推定行為人為“壞人”只能是“思維跳躍”的結果,絕不是邏輯的結果。一旦這樣判決就會大大增加價值追求的風險與成本,這無疑大大傷害了全體社會成員的情感。這樣判決是以損害許云鶴利益和全體社會成員的價值追求動力為代價,支持王秀芝一個人的權利訴求,從價值選擇與利益衡量的角度分析,答案不言自明。

　　實踐中,成文立法具有滯后性,演繹邏輯具有局限性,證據信息具有不完全性,法官個體的認識具有非至上性,這些因素決定了事實真偽難明狀態的客觀性,也決定了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必要性。

　　事實真偽難辨狀態在審判實踐中是一種常態,如德國著名法學家羅森貝克所言:很多案件法官無法形成內心確信,法院幾乎每天都出現這樣的情況。在事實真偽難明的夢魘下,司法智慧催生了程序正義的司法理念和正當法律程序的建構實踐。但是,程序并不是萬能的,透明和公正的程序并不能解決全部問題,世界上也不存在絕對透明和公正的程序。并且,程序規則也可能存在缺位的問題,其理解與解釋也可能產生歧義。這種情況下,為了讓事實真偽難明案件的裁判結果能夠得到大多數民眾的認可,就需要從價值和利益層面來審視和指引審判工作,這關系到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問題,涉及到司法的道德性問題,對司法權威的維護至關重要。

　　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不能是專斷和任意的,他必須要遵循正確的理念,運用正確的方法來權衡價值與利益問題。法官首先要揣摩立法者的意圖,洞悉立法精神,透過條文認識立法者考量的價值、利益,立法者賦予何者以優先地位。立法中體現的價值追求與利益導向不清或者模糊時,法官必須謹防純粹個體的或自己主觀的價值判斷,他需要通過洞悉社會觀念、思想、意志和愿望的趨向來提供價值評價和價值選擇的標準和尺度,他必須考量占支配地位的主流價值和道德情感,探究當時當地的社會條件、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最終以大多數人的正義觀念和社會價值共識為依據。此外,法官在價值選擇的過程中,還要注意實現不同價值之間的妥協和調適,以最少的犧牲換取最大程度的社會利益保障。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是價值選擇與利益衡量的基本標準。當然,法官個人的知識、經驗、喜好與偏見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對事實真偽難明案件的價值選擇和利益衡量應當設立一定的程序進行調查、評估和權衡,對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進行必要的程序規制。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在事實真偽難明,但認定結果涉及社會主流價值評價與引導的時候,法官要注意發揮司法裁判對社會主流價值的引導功能,不宜進行調解或折中判決,這一點極其重要,決不允許“和稀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