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關對策

　　第一，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在于城鎮化。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是內需的一大源泉。2011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超過50%，這是巨大的歷史性變化。但總的看，我國城鎮化依然明顯滯后，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據有關方面統計，發達國家城市化率一般達到80%，人均收入與我國相近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率也在60%以上。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城鎮化不僅可以擴大投資，而且能夠促進消費，對擴大內需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國際上有經濟學家曾經預言，中國的城鎮化和美國的高科技是21世紀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引擎”。有關方面數據表明，2010年我國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為4455元，城鎮居民為15900元，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是農村居民的3.6倍。按此測算，一個農民轉化為市民，消費需求將會增加1萬多元。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吸納1000多萬農村人口進城，進而帶動1000多億元的消費需求，而相應增加的投資需求會更多。目前我國農民工總量達2.4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約1.5億人，農村還有相當數量的富余勞動力，城鎮化蘊涵的內需潛力巨大。在城鄉之間二元結構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的同時，城鎮內部“二元結構”現象又在顯現，后者既包括城鎮居民與進城農民工及其家屬之間在生產生活條件上形成的差異，也包括城鎮歷史遺留的棚戶區困難群眾與大多數市民之間在居住條件上的差異。這是我們面臨的矛盾和困難，也是潛力所在。推動解決這種“雙二元結構”問題，有利于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減少社會矛盾，釋放出城鎮化帶來的需求潛力。

　　第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是擴大內需的又一源泉。要進一步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和主體功能區戰略，在推動東部地區轉型發展的同時，更好地支持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尤其是加大對老少邊窮地區扶持力度。區域發展與城鎮化密切相關。欠發達地區發展滯后，一個重要表現就在于城鎮化滯后。在那些發展條件好、環境容量大的地區，應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引導要素合理集聚、企業集中布局、土地集約利用，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增強自我發展能力。國家的區域政策、產業政策、土地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堅持分類指導、有保有控。對西部地區一些國家重點開發區域發展特色優勢產業，在嚴格節能環保、確保質量安全、科學合理布局的前提下，實行差別化政策。

　　第三，擴大內需的最大產業潛力在服務業。經過長期努力，我國已成為制造業大國，許多工業品產量居世界前列，“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未來發展有很大空間。相對來說，服務業發展滯后，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塊“短板”，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較低，據有關方面統計，2010年我國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3.1%，不僅明顯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中等收入國家53%左右的平均水平。應該說，無論是生產性服務業還是生活性服務業，在我國都有著旺盛的市場需求，發展潛力巨大。服務業絕大多數屬于實體經濟，同樣能夠創造社會財富和增強綜合國力。服務業是最大的就業容納器，是科技創新重要的驅動力量。工業化不僅要發展工業，而且需要發展服務業，工業與服務業融合發展也有利于提高工業發展的質量和競爭力。國家“十二五” 規劃提出，服務業增加值比重五年提高4個百分點，我們要努力工作，努力實現服務業發展的目標。

　　【名師精彩評論】

　　1、把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民生連著內需、連著發展、連著公平。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拉動消費，又增加投資，是擴大內需的重要舉措和有效途徑。目前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5000美元，人民群眾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需求日益增長，民生領域巨大的內需潛力會持續加快釋放。加大民生投入，本身就是結構調整，是轉方式的應有之義。要適應群眾的新期盼和形勢的新要求，把民生工作放到經濟工作的重要位置，把重大民生工程擺在發展工程的優先序列，努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2、在穩中求進中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加強社會建設，有利于擴大內需、優化發展，提高人民群眾生活質量和水平。要合理劃分“基本”與“非基本”的范圍。我們所要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大致可分為基本公共服務和非基本公共服務兩個部分。從我國情況看，基本公共服務主要包括公共就業服務、基本養老、義務教育、基本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公共文化、基本環境質量以及公共安全等服務類別，旨在保障全體公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生存發展的基本需求，這是公共服務中最基礎、最重要的部分，公益性較強，政府擔負著義不容辭的主體責任。非基本公共服務是指滿足公民多層次、多樣化發展需求的服務類別。如按比例劃分，多數人的需求主要依靠市場提供，還可以通過發揮社會力量作用、支持和引導社會互助來提供。這既能為社會資本開辟更大的投資空間，利用市場機制加快社會領域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又能使政府騰出財力、集中精力，更好地履行保基本的職責。需要強調的是，基本與非基本的劃分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應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保障能力的提高，合理擴大基本公共服務范圍和調整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