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公車有了明顯標識，在那些公車不該出現的場合地方，還有多少人敢于以身試法?”葉青問。

　　一些專家認為，治理愈演愈烈的車輪腐敗，必須依靠“監管+改革”雙管齊下，不僅要內部監督，還要引入外部監督、輿論監督、公眾監督和網絡監督等。同時還必須將公車配備使用情況納入政務公開。

　　“當前，要以公眾監督為突破口，還要配套相關管理制度規范。只有將公車管理納入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軌道，才能從根本上遏制公車私用，將公車消費關進‘制度的籠子’。”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范柏乃說。他認為，監督“公車私用”既要探索新辦法，也要增強攻堅克難的決心和勇氣。

　　對于公車超標、私用等違規現象，公眾呼吁必須加大問責力度。今年1月9日，廣州市蘿崗工商分局工作人員違規使用公車。被市民發現舉報后，該部門除了通報批評外，僅讓當事人補交了119元使用費。

　　監督“公車私用”7年多的廣州市民區少坤說，這些年監督舉報“公車私用”，得到的答復基本是通告批評、停職檢查，或讓當事人補交使用費。懲處力度普遍很輕。他建議，加大“公車私用”問責力度已經迫在眉睫，這不僅會起到震懾作用，更能展示政府主動接受監督的誠意。

　　葉青表示，除了提高監督和懲處力度外，也要最大限度減少公車保有量。在韓國首爾、中國香港等地，由于公車數量少，基本不存在監督難的問題，因為一開出門所有人都知道公車出行，自然不敢私用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