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落實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任務的起步之年。形成科學的決策措施，對于把握好改革的機遇期至關重要。決定這一切的，是我們的認識和理念。

　　首先，堅持切合中國實際的理論是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前提。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理論建立在改革開放實踐基礎上。中國和西方國家處于不同發展階段，需要借鑒西方經濟理論的有益成分，結合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形成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理論。

　　明確的發展目標、科學的規劃布局，是我國抓住發展機遇期實現更有作為發展的戰略基礎。設定戰略目標時，要將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作為基本底線，將不斷提高企業競爭力和國家競爭優勢列為主要目標。制定政策時，要優先考慮政策的統一性和公平性，更加注重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所以，一方面政府要減少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同時必須加強對戰略目標和規劃布局的主導和影響;一方面要切實履行好自身的職能定位，同時要在具體的法律法規、標準制定方面體現對公眾利益的保護和公平法治營商環境的維護。

　　其次，體制機制和制度性建設是發展理念調整的保障。發展理念的轉變與調整，將決定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和質量。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伴隨著發展理念的一些錯位，已經積累形成了新的增長矛盾。必須樹立公平競爭決定發展環境、資源優化配置決定發展活力等基本理念，通過改變市場環境，形成內生驅動型經濟發展模式。有必要先改革經濟增長的考核體系，建立新的經濟增長質量考核指標。更關鍵的是，要同完善干部考核標準、選拔機制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良性競爭局面。

　　第三，公平競爭環境決定企業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經濟增長活力、結構調整動力、企業創新能力，應更多地通過市場競爭的環境來實現。市場的驅動力一旦顯現，中國經濟的內生增長動能將被激活。當前的重點是加快營造法治的營商環境和良好的市場發展環境。一是通過制度和法律體系建設，形成國企、民營和外資企業之間公平的競爭環境，特別要解決好產業政策、投資政策、銀行信貸和創新管理體制方面的公平政策問題;二是要推動管理方式創新，規范各種稅費標準，清理不合理的企業稅賦，為企業創造寬松的發展環境;三是要強化公正執法能力和誠信體系建設，加大對失信行為的懲戒力度，樹立誠信經營的社會價值觀。

　　第四，突破重點領域改革是關鍵所在。對中央財政影響小、成本較低的領域可以先啟動，可能帶來成本上升或增加中央財政負擔的改革舉措應有充分論證，而轉變政府職能、減少投融資市場審批則應往前排。目前實體經濟發展的困難，一方面是成本上升的壓力，同時發展環境的約束也成為重要因素。因此，要以投融資體制改革作為重點突破領域。

　　第五，擴大開放的順序選擇是倒逼改革的基礎。在對外開放方面，應選擇有利于增添增長活力的領域率先實行開放，開放力度應同事中、事后監管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統籌考慮;加快制造業的開放是當務之急，要相信中國制造業仍具有潛在競爭優勢。

　　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實質上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成功的改革、市場公平競爭環境的形成，有利于我國加快同全球經濟的融合。而加快推進對外開放，有利于促進國內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其結果都是為了促進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在處理改革開放的關系時，應特別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開放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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