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紅包，是中國春節的傳統之一。然而，如今這卻成為不少年輕人的一大負擔。近日，新京報記者調查了102名市民。結果顯示，超過四成的受訪者今年共發出了超過1000元的紅包，單個紅包里最多放入超過500元的人也占了1/4。而紅包的流向主要是家族晚輩。

　　“紅包負擔”，已成每年春節的一個老問題，輿論多有關注，但紅包的厚度還是年年增厚，不僅成為年輕人過年的負擔，也是很多家庭過年的負擔，可以說，帶有喜慶和祝福色彩的“紅包”已經變味。

　　拿孩子的壓歲錢來說，其實，10元、20元的紅包，其“壓歲”的意義一點也不少，可是，現在不論是孩子，還是孩子父母，收到這樣的紅包，可能會覺得是“羞辱”，恨不得扔進垃圾桶，給出這樣的紅包，也是要有勇氣的。

　　給孩子的紅包，摻雜了很多人情世故，有的可能是借給紅包，給孩子一筆上學的費用，但這會讓孩子產生誤解，認為就是給自己開銷的，也制造孩子和父母的矛盾。有一些孩子就認為紅包該歸自己，并在同學中對收到多少紅包進行攀比，拿到紅包后大手大腳，一下子花幾千元請同學聚會的不在少數。針對這一問題，還有人士呼吁對孩子進行理財教育，把一年一度的“紅包收入”管好、用好。

　　有的可能借給孩子紅包，拉近長輩間的關系，但一來二往中，這成了很大的人情負擔，你給我的孩子多少，我必須也得給(就是因對方沒孩子不給，也要記得今后補給)，而且給的不能比你給的少，否則就沒面子。那些有孩子的家庭，春節期間孩子的紅包收入與自己的紅包支出估計能打平，苦的是沒有孩子的年輕人———自己已經拿不到紅包，只有支出，當然，他們也是為過去自己收紅包“還債”，以及為未來自己的孩子收紅包“預支”。這樣代代相傳，也就積下了“人情債”。而隨著物價上漲，紅包也就水漲船高。

　　往年所送紅包中，還有一類是“腐敗紅包”，就是借給官員子女紅包之機，進行行賄，這類紅包的厚度是遠非普通紅包所能及的。有的貪官的孩子，紅包收入高達幾萬元。當然，今年這種情況似乎有很大的轉變。據《北京晚報》報道，中央“反四風”今年影響了一些孩子的紅包收入。這幾天，北京市中小學心理咨詢中心處理了不少“紅包糾紛”：孩子因為壓歲錢銳減，要求家長給予補償(《北京晚報》2月2日)。這些孩子主要是官員子女，而他們收紅包少，甚至沒收到紅包，是父母嚴禁他們收紅包，因為收紅包要被處分。而有意思的是，孩子對此不買賬，認為過去很威風的父母，現在變得很窩囊，收個紅包都要被管。

　　對這些孩子進行“心理疏導”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借此對他們進行公民教育，告訴他們父母作為國家公職人員，權力不能濫用，不能借權力斂財，那些錢財是不能亂收的，如果收取，則可能成為父母違法犯罪的幫兇。而不能告訴他們現在在“風頭”上，父母這樣也是“避風頭”，要給予理解。

　　不獨對這些孩子要進行教育，“紅包”、壓歲錢都需要全面正本清源。一方面，紅包和壓歲錢，要回到10元、20元這樣的象征意義上，不要比拼厚度，重要的是情誼，這才能把大家從“紅包負擔”、“人情債”中解放出來，如果要資助學生讀書，那就正大光明地資助，但這不是給孩子，而是給其監護人——— 在香港，利市就是10元、20元，這沒有影響過節氛圍，但討吉利、送祝福的意義一點沒有少。另一方面，要給所有孩子健康的財富觀和消費觀，現在有不少孩子把收紅包作為自己“致富”的途徑，很多孩子手中的錢基本來自春節的大紅包，要讓他們知道，這些錢絕大多數其實是父母的錢，只是以紅包的形式到了他們手中，他們擁有使用權，可應該珍惜，要用到學習之上，而不是揮霍，在使用時要和父母商量。真正屬于自己的財富不是來自紅包，而是靠自己的勞動掙來的錢。年初三，我在肯德基店遇到一朋友正在讀中職的孩子在這里打工，她告訴我，春節在家也沒事，在這里實習打工感覺很好，她收到的壓歲錢都交給了父母，“打工掙來的錢，才是我自己的錢”。

　　在國外，一些富豪也很少給孩子零花錢，而是讓他們自己打零工掙零花錢，我國很多人認為這在國內沒現實可行性，哪有那么多機會給孩子打零工?就是有又有多少父母舍得讓孩子去打那些讓人看不起的零工?等等。不得不說，這是我國的教育觀出了大的偏差，大家于是作繭自縛。很多傳統、過時的觀念，是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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