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說被撞、一方說被訛，法院使用測謊儀當“判官”;交警扶起老人，第一句話被問“小伙子你怎么撞我”;肇事者撞完人逃跑，“奔馳大叔”先拍照取證再施以援手……馬年新春，幾起很有代表性的“扶人”新聞又擺到我們面前，相比觀看春晚小品的會心一笑，現實更令人五味雜陳。

　　有網友唏噓：這年頭，做好人還真是需要技術含量。的確，助人為樂、見義勇為本是中國人幾千年傳承的古訓，也是現代社會公認的道德準則。但是，在今天的社會情境中，無論是拍照先行，還是測謊鑒定，都說明“行善風險”無形中增添了好人的負擔，讓“扶不扶”這道原本簡單的道德設問，變得復雜起來。

　　1982年，大學生張華舍身救下落入糞池的農民，“讓張華的生命在自己身上延續”的呼喊曾在各地迅速見諸行動，但也引發了“國家辛苦培養的大學生，為救農民犧牲值不值”的爭論。類似的討論有助于客觀理性地推動人們的善舉。比如，爭議聲中，見義勇為的保護、補償和鼓勵機制不斷完善，“勇為”過程中施救者的自我生命保護意識不斷提高，這些都體現了時代的進步。然而也正是在這一類討論乃至反思中，道德領域的“理性經濟人”觀念開始盛行。

　　伴隨著30多年不斷深化的改革開放，凡事講究成本的意識普遍覺醒，這是人們經濟頭腦日漸成熟的象征。但這種意識向道德層面的延伸，使得趨利避害與舍利取義的錯位越發明顯。以簡單的投入產出概念來衡量見義勇為，勢必讓不少人面對可能的風險和損失畏葸不前。再加上一些救人反被訛、好心沒好報的個案不時被輿論放大，“扶還是不扶”的內心沖突就變得激烈和尖銳起來。長久糾纏于這種價值的撕裂和矛盾之中，不免得出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結論，而這種負面情緒一旦形成相互激蕩的循環，很容易進一步拉低對道德水準的社會心理預期。

　　事實上，大眾對“扶不扶”的強烈關注，背后投射的，正是向善者在現實困境中的糾結，對社會轉型期良好道德風尚的迫切期待。當利益考量與道德選擇迎頭撞上，江蘇泰興的“奔馳大叔”先取證再救人，類似這樣的選擇，體現出一種樂觀的現實主義精神。在行善風險客觀存在、制度和規則對善行的保護一時還難盡如人意的情況下，他們沒有怨天尤人，沒有躑躅退縮，始終充滿信心，并用自己的行為，守護住了心中善的沖動。在一個遠比當年張華舍身救人更為復雜的社會環境中，他們的所作所為，捍衛了社會的公義和“德不孤，必有鄰”的信念。

　　“人倒了扶得起，人心倒了扶不起”。討論這個樸素的道德話題，離不開復雜的時代語境，更與我們的自身處境息息相關。“奔馳大叔”這些樂觀的現實主義者們，盡管沒有舍生取義的毅然決然，沒有赴湯蹈火的豪言壯語，但他們比一萬個在網絡上痛斥老人變壞、壞人變老卻在現實中無所作為的空談家更可寶貴。我們有必要給他們多一點掌聲、多一陣喝彩。我們應該向他們致以真誠的敬意和謝意，因為正是這些樂觀者、行動者，為現實中那些并不那么純粹的人們樹立了一個樣板，而這樣的樣板，人人可學，人人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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