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八項規定和一系列“節禮禁令”等發布以來，公務員的日子沒有以前好過了：待遇相對“縮水”、紀律愈加嚴格等因素，使得公務員的職業吸引力有所下降。人們開始猜測，新一波公務員“下海潮”是否即將到來。

　　作為社會價值體系的重要判斷標準，公務員熱或公務員下海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著社會創新的活躍程度。此前曾經出現過的公務員下海潮，即體現了這一規律。上世紀80年代第一次出現公務員下海潮，背后推動力是市場開始沖破權力主導一切的社會體系，迅速展現了吸引力;1992年出現的第二次公務員下海潮更加波瀾壯闊，源于改革開放的政策導向得到了強有力的確認，市場經濟框架得到了制度性保障。

　　從政策環境看，當下出現新一波公務員下海潮的時機確已成熟。時機的形成不僅源于從嚴治吏，使公務員群體感受到了受迫性壓力，也源于各個領域更加全面、更加深化的改革開放造就了新的價值空間，包括公務員群體在內的多元訴求均可借此得到新的滿足機會。這種機會，將隨著權限下放進一步增多。

　　就目前而言，相似的歷史環境未必會形成相似的進程。一方面，早期改革開放所形成的市場，對于資金和智力的需求遠較現在為大，而到處可發現的市場機會也讓下海公務員只需付出較少的機會成本即可達到目的。另一方面，早期改革開放的特點，是具有較為迫切的經濟訴求，對于權力與市場的嫁接效應，缺乏完整的、系統性的評估，公務員下海趕上了利益易得階段。今天的改革開放，管住公權力，劃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本就是主要攻堅方向。伴隨著相關制度趨于剛性，公務員下海的既有利益模式已未必行之有效。在現有條件下，很難斷言公務員下海潮即將到來。

　　還要看到，公務員作為一個群體，不管下海潮是否來臨，其流動都是正常的。而從建立更公允的社會價值體系，實現更均衡的資源分配角度講，應該歡迎出現新一波公務員下海潮，但須有兩個前提。其一，公務員與其他階層的待遇差距能夠確實收窄。比如，社會普遍關注的城市養老保險并軌。其二，下海后的公務員與其他市場主體平等競爭，而非利用以前的優勢行政資源牟利。若非如此，那么公務員下海潮就可能失去正效應。

　　公務員下海潮是否出現只是表象，更內在的要看改革能否到位。改革到位了，各個群體自然會合理流動，社會價值及資源分配也將隨之合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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