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東莞引發的掃黃行動漸入佳境,正在按照輿論所期待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多地展開掃黃行動,也有望成為農歷馬年的一場喚醒沉睡執法的強勁風暴。尤其是在中央政法委自曝家丑、清理門戶的背景下,掃黃的深層次階段必然是執法系統的自我整頓、重塑權威。

　　通過東莞的行動,我們還需打撈起掃黃本身的法治意義,在執法系統的自我反思與整頓中,重新塑造人們對法治價值的理解與維護。因為正是基于執法,我們找到了東莞掃黃最重要的法治鏡鑒。

　　先說說法治中國的背景。作為一個描述性的概念,法治中國的提出,包含著對當下中國法治轉型的判斷,即與以往依法治國時期不同,中國正從以形式法治為主的“立法中心主義”,轉向以實質法治為主的“執法(司法)中心主義”。執法的地位更加重要,法律實施的效果較之立法的健全矛盾更為突出。而在現階段,中國執法領域卻面臨兩個困境:一是社會轉型帶來的思想觀念和利益訴求復雜多元,人們對于法律規則的不滿會轉移到執法中來;二是執法自身還存在大面積的缺失,尤其是常年積累下來的利益鏈很難短期內斬斷。

　　這次掃黃就凸顯出執法的上述困境。隨著社會發展,人們的思想日趨開放,性觀念也多元,這必然會影響人們對法律禁止賣淫嫖娼的看法。但是,立法乃是最大多數人的“民意決”,必須反映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以根深蒂固的道德倫理為基礎。立法上是否應當為賣淫嫖娼松綁,或許可以展開更多的討論,但無論如何,在法律還沒有正式修改之前,任何觀點都不能影響到現有法律的執行與實施,執法機關更不能以此作為懈怠的借口。所謂“東莞挺住”的言論,透露出與法律對著干的粗魯與無知。

　　法律在認知意義上是開放的,人們自可提出不同的觀點和看法,表達對法律進步的個人意見;在規范意義上法律卻是封閉的,必須按照自身的規范邏輯運作。由此,東莞掃黃傳遞給社會的,首先在于明確了行為的法律界限。無論社會發展變化到什么地步,在真正的法治文明國家,法律必須得到尊重與實施,決不允許任何人基于個人觀點而視現有法律如無物。這是公民的自律底線,也是法治的基本標準。一些人無視法治常識,唱起“賣淫有理、色情無罪”之類的反調,即便有其邏輯也須留到立法場域中去表達,而不是借此指摘執法、沖擊法治。因此,保持法治的價值判斷力,守住現有法律的規則底線,乃是我們從掃黃中得到的第一個法治鏡鑒。

　　東莞掃黃還提供了觀察法治的執法內部視角。說到底,“色情特區”的實質乃是“執法盲區”。與其他領域的公共治理失范一樣,背后存在的大面積執法不作為,構成了法治中國必須強調執法的現實緣由。就掃黃而言,社會上總流傳著一種“擔憂”,擔心掃黃過猛會導致經濟蕭條。所謂“令經濟雪上加霜”之類的擔憂,說到底都是在挑戰法治的權威。某種程度上,正是有了諸如此類的無妄之憂,才有色情業的頑固存在,也為執法腐敗、公權縱容提供了土壤。改革到了今天,法治的價值必須升位,不能再隨時讓位于其他方面的考量。而一些經不起推敲的說法之所以大行其道,背后總是有著利益的推手。翻開利益的帷幔,就不難看到一個個盤根錯節的利益共同體,牢牢裹纏住執法部門的手腳。

　　從某種程度上說,掃黃掃的不是“黃”,而是背后的公權腐敗和執法缺位,掃的是一切對法治的藐視、沖擊與破壞。從全國范圍看,掃黃都不同程度陷入“圍而不剿”的境地,運動式執法的怪圈令法治始終難成正果。行政執法的要義,在于嚴、密二字。嚴者,就是執法必須嚴格按照立法標準,不能因為地方環境、人情因素、利益關聯而人為降低標準;密者,就是執法必須經常化、細密化,不能“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只有實現執法的嚴密,才能確立法律規則的權威,才能在人們心里塑造執法的預期與守法的習慣。但是,在利益的世界里,執法容易被視作一門爭奪利益的“藝術”,掃黃猶如剿匪,掃而不絕、剿而不盡,實乃蓄水養魚的謀生之道!

　　掃黃考驗的不僅是公民的法治價值判斷力,也不僅是執法內部排除利益干擾的能力,更考驗執法的耐力與法治的動力。從根本上說,黃色泛濫只是表象,只是法治不完善滋生出的膿瘡,其背后掩藏著執法的真實生態,布滿著盤根錯節的利益鏈條,折射出社會對于法治價值的認知心態。實現掃黃的法治價值最大化,真正邁向法治中國,就必須認真領悟我們耳熟能詳的“嚴格執法”四字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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