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廣州市首開先河，要求2014名“村官”將護照統一上繳，并實施出國審批管理。這一政策的出臺折射出當前反腐形勢下的一個現實問題：村官雖小，但“小官大貪”的案例屢見不鮮。如何打造制度牢籠監督、預防村官腐敗，成為一項重要課題。

　　填補制度空白，堵住貪腐村官外逃路

　　2013年，廣東省紀檢部門發現，廣州市冼村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冼章銘等班子有關成員涉嫌嚴重經濟違紀，隨即展開調查。調查中，有關部門發現，冼村前黨支部書記盧穗耕已經出逃國外。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指出，基層腐敗出現新特點，出逃官員的級別呈現出由高向低轉變的趨勢。以往，村官由于不在國家工作人員之列，在出境方面沒有受到嚴格管控。一旦腐敗被查，村官更易外逃躲避法律懲罰。

　　為打破村官出境管理的困局，廣州市紀委制定了《關于加強和規范村“兩委”班子主要成員出國(境)管理的意見》，將村兩委班子主要成員納入公安機關出國(境)登記備案范圍統一管理，出國(境)證照須上繳統一保管。其管理辦法主要參照現行國家工作人員的具體做法。

　　廣州市紀委新聞發言人梅河清表示，加強和規范村兩委班子主要成員護照管理，有助于進一步增強農村基層干部廉潔自律的自覺性和管理的規范性，形成一種教育在前、制度在前、監督在前的基層廉情預警防控機制。

　　“廣州的做法填補了村官管理制度上的空白。”中山大學廉政治理與研究中心副教授張緊跟說，在村干部出國管理方面，還要進一步建立制度上的“銅墻鐵壁”，防止一些干部“一人多證”，規避法律法規的約束。

　　征地拆遷變為“唐僧肉”，7成腐敗村官愛發“土地財”

　　在廣州市規范管理村官出境的背后，村官群體的腐敗問題浮出水面。近年來，越來越多地處城鄉接合部的村官，開始熱衷于“坐地生財”。據江蘇省南京市人民檢察院統計，2009年至2012年查辦的村干部中，7成多涉及征地拆遷領域腐敗。

　　另據廣州市政法機關統計，由郊區發展而來的廣州市白云區，近4年來已有101名村干部因貪污腐敗落馬，多數涉及征地拆遷、為違建充當“保護傘”。此外，中山市火炬開發區宮花村3名村干部在10多年時間里，鯨吞征地補償款高達1.27億元。

　　為何越來越多的腐敗村官都發起了“土地財”?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劉剛告訴半月談記者，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許多項目向城鄉接合部轉移和延伸，城鄉接合部土地大幅升值，成為征地拆遷、違章建筑治理的重點區域，這一區域的村干部貪賄案件也呈現逐年增多趨勢。

　　對掌握集體土地“生殺大權”的村官來說，靠山吃山，靠地賺錢，變成了最為簡單、直接、來錢快的“致富”方式。廣州市白云區紀委負責人分析認為，一些村干部為早日兌現參選時許下的“發展承諾”，證明其“發展成果”，以較低用地成本和議價空間，吸引社會投資。在這種發展模式下，極易導致村社干部與投資者的利益輸送。

　　欺上瞞下“三頭吃”，帶頭致富還是“掠富”?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一些腐敗村官對上瞞報，對下蒙騙，一邊侵占政府各類補償款、惠農資金，一邊收受開發商賄賂，一邊還以各種借口伸手向農民索賄，從政府、企業、群眾“三頭獲利”。

　　獲利手法一：“移山填海”改數據，欺上瞞下做假賬。中山村官窩案中，宮花村黨支部書記助理張連合與黨支部書記郭仲強，伙同村財務、出納馬雪梅建立不規范的會計賬冊，私設個人賬戶接收土地補償款，不交或少交土地征用補償款，對國有土地和村民利益造成了巨大損失。

　　另外，一些村官利用統計、上報名單的職務便利，虛構戶主或虛報數量騙取相關資金，而上級部門也未能調查核實。

　　獲利手法二：內外勾結“一窩端”，村民監督成擺設。紀檢部門介紹，廣東申通物流有限公司為順利租到土地，向廣州市白云區人和鎮4個村29名村干部行賄1600萬元。

　　受賄干部幾乎囊括了多個村兩委班子成員、經聯社社長甚至片長，僅有少數村干部因與其他干部不和，拒收了賄送。并且，4個村都是在沒有提交村民代表大會討論，僅有村委會委員簽字同意的情況下，與投資人簽訂了用地協議。

　　獲利手法三：帶頭致富變為勒索斂財，村民敢怒不敢言。從查處案件看，不少涉案的村支部書記往往都是集黨、政、企大權于一身，一切事務由一個人說了算，變成了當地的“土皇帝”。

　　劉剛介紹，近些年，一些鄉鎮傾向于讓“創業大戶”、“致富帶頭人”當選村干部，然而這些有錢有權的村干部也容易與一些社會閑散人員或不法分子拉幫結派，發展為盤踞一方的惡勢力。

　　自治淪為“獨裁”，失守的監督如何重建?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喬新生認為，征地拆遷導致權力尋租，主要是上級政府部門委托村級自治組織進行“包干”，但對過程的監管又不夠完善：上級監督不到，下級監管不了。

　　采訪中發現，不少農村地區，因男勞力大量外出務工，村中居住的多是老人、小孩和婦女，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識不強，加之受傳統思想影響，相信權力、勢力，而不相信法律，認為“民不和官斗”、不能多管閑事，致使對村干部的權力監督呈現出弱化傾向。

　　在廣州，一名村委會主任坦言，一些村由于村民多、事務多、干部少，村干部身兼數職現象普遍，在缺乏有效監督的情況下，極易造成村干部大權獨攬的局面。

　　公開是最好的防腐劑。目前，廣州市海珠區已開通群發短信平臺，為村民發送財務信息等。廣州市紀委也將開通官方微信，在農村提供村務、黨務、財務等信息查詢。

　　一些紀檢干部建議，對村務公開要盡可能細化，比如公開要按照政務、財務、事務逐項公開，按規定日期及程序逐步實施，公開的內容要全面及時，要將各級政府涉農惠民政策、新農村建設的各項資金及其使用情況、農村集體資產和資源處置、征地拆遷補償款等情況都納入公開范圍。

　　張緊跟建議，各地可繼續探索“政經分離”，細化自治職能，讓村官回歸到基層自治和公共服務的職能上，村集體經濟引入“職業經理人”管理，避免部分村官大權獨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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